保就业的关键不纯粹是保增长，而是要改变供给结构，压缩低效率的政府性投资，减少政府投资对居民投资的“挤出效应”，把更多的资源交给市场。

2015年中国GDP增长6.9%，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速首次跌破7%。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引起一些人对当前就业稳定的担忧。因为保增长的主要目的是保就业。

经济学中的“奥肯定律”描述了GDP变化和失业率变化的关系，即经济增长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从而降低失业率。然而，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并未显著带来相应的就业高增长。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开始下降。在高速增长的1991~2011年，中国年均GDP增长率近10%，而城镇登记失业率却由2.3%上升至4.1%。考虑到未登记因素，实际失业率要更高。

很多学者都指出奥肯定律在中国出现悖论，例如著名学者蔡昉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实际GDP增长率和失业率变动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如果我们延续以往的发展方式，中国经济仍能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但这种高增长对增加就业意义不大，不仅违背我们追求经济增长的初衷，而且会使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

新常态下仍要“保增长”，但必须明确“保增长”究竟是保什么。

为什么奥肯定律在中国出现悖论？从根本上看，这是市场机制不健全和以往过度追求投资的粗放型发展方式造成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GDP增长是政府最大的政绩，而扩大投资是拉动GDP增长见效最快的办法。政府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招商引资，另一方面一再提高杠杆率，不惜举债投资。GDP虽然在数字上增长了，但真实财富存量没有增加，对扩大就业效果有限。这也是有的地方GDP增长很快，但民众感觉生活水平提高有限的原因之一。

而以企业为主体的居民自发性投资是一种内生性投资。这些投资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收益和损失，因此会对市场保持高度敏感。它们承载着千千万万创业者的奇思妙想，而且大多数投资直接面对最终消费者，虽然不如“大手笔”的政府性投资对GDP贡献大，但能够创造相对更多、更持久的就业岗位，让更多的人富起来。从2015年的就业数据来看，虽然经济增速下降，但新增就业人数却保持稳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服务业增长较快，第三产业同比增长8.3%，高于同期GDP增长。绝大多数服务业都是居民自发性投资。

因此，保就业的关键不纯粹是保增长，而是要改变供给结构，压缩低效率的政府性投资，减少政府投资对居民投资的“挤出效应”，把更多的资源交给市场，增加以企业为主体的居民自发性投资。只要内生性投资增长了，即使总的经济增速下降也会创造更稳定的长期就业。这就是新常态下“保增长”的要义。也就是说，新常态下我们需要的是市场自发的内生性增长，而非政府主导的高杠杆外生性增长。

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中央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放权减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放手让企业去自发调结构。

总之，增速下降是中国经济增长新旧动力转换的必经阶段。只有经历结构调整的阵痛，中国经济才能实现转型升级。在激发市场活力基础上的“保增长”才是新常态需要的增长。

□康珂（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