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之际，我们组织了一组名人家风的稿件，请读者朋友和我们一起感受老一代的家风建设，以及如何用家风影响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

让我们一起营造清新、向上、充满正能量的社会风气！

陈云的家风：律亲

老一辈革命家陈云非常重视家风建设，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都严于律己、律亲，保持良好的革命家风。

重视学习和思考问题是陈云家风的生动体现。不管是处理党的干部问题还是接管大城市，不管是应对粮食紧张还是领导中央财经工作，他一直不停地分析、判断、反复、比较。他思考问题常常是在屋子里头来回走，反复想，不准别人打扰他，哪怕是送水、送饭都不行。他不仅自己喜欢思考问题，还要求家人重视学习和研究。为此，他还组织家庭成员成立家庭学习小组，规定学习书籍，明确学习方法。为了弄清汇率问题，他还特地把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请到家中，请教问题。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正是因为对问题“穷追猛打”的执着，他理解问题往往比别人要高出一截，面对问题时往往更有办法。正是因为对自己“以身示范”的要求，他的言行影响着家人，培育起良好的家风；影响了周边的党员领导干部，塑造着优良的党风政风。

1950年2月，中财委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会议期间，正值农历年关。大年三十，陈云在他的办公室召集中财委所属各部的一部分部长开会研究工作问题。会议结束时，陈云同志在讲了他对所讨论的问题的意见以后，提出：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我建议大家春节不要拜年了，我不给你们拜年，你们也不要给我拜年，互相之间也不要拜。他建议大家利用放假时间待在家里，泡上一杯清茶，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想一想，过去这一年干了几件什么事情，哪些做对了，哪些做得不对或不完全对，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很好总结一下。也想一想明年抓几件什么事，怎么干法？

这番建议虽然文字不多，却是别有一番韵味，体现了良好家风的正面影响，也给领导干部们如何度过年关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年关即是“廉关”。领导干部只要坚持“个人名利淡如水”，就能做到“不收礼，不自恃”；只要牢记“党的事业重如山”，就会践行“共产党的干部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品格。

在整顿党风的问题上，陈云曾深刻的指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重视。要真正身体力行，做出榜样。”他提出：“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个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在陈云看来，领导干部的作风和家风深切影响着党风政风。

家风一头连着干部作风，一头连着党风政风。家风正则风清气正，家风歪则乌烟瘴气。（文/崔海伟）

马叙伦的家风：节俭

马叙伦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和首位中央主席，曾担任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和第一任高等教育部部长。

作为一位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按照当时国家相关规定，在生活上可以享受很多较为优厚的待遇。比如家中的房费和电费本来可以由公家负担，但马叙伦却分得非常清楚，自己家书房和客厅的房费、电费按照规定处理，卧室、厨房等其他房间的费用坚持自付。在住房和用车的事情上，他对家人要求尤为严格。他认为房子、车子是给他工作所配，未婚子女可以一起住，结婚后就不可以了。车子家人不能随便使用，即便是自己的夫人与子女也不例外。

据马叙伦的小女儿回忆，当时他们家有三个工作人员，一位司机、一位老阿姨和一位工友。司机是国家派的，是有工资的。阿姨和工友的工资，国管局提出也由他们来负担，马叙伦坚决不答应，说他们两个不是只照顾我一个人，是管全家的，应该由我们自己负担，不能跟国家要钱，所以他们两个的工资由马叙伦自己负担。

作为一位慈父，马叙伦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子女的疼爱，他曾作诗坦言“丈夫爱少子”（见《读杜甫忆幼子诗遂感而作寄小来》）。在所有子女中，马軜是最小的女儿，马叙伦更是对她疼爱有加，1948年，马叙伦与侯外庐、邓初民等人住在沈阳的铁路宾馆，离家3个月，思女心切，专门为小女儿作诗四首，其中言道：“阿爸时刻念娇儿，小影频看欲抱持。”即便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后，自己身居高位，生活条件得以改善的情况下，他却仍旧以节俭严格要求自己的小女儿。

据马軜回忆，自己写字的时候，父亲要求她一定要从白纸的左上角开始写，若是打草稿则先用铅笔写，再用钢笔覆盖着写一遍，一张纸当两张纸用。他最不能容忍的是一张白纸拿来就往中间写，写完就扔。

马叙伦将废弃文件上的空白纸边裁下来，让马軜订成小本子，上学的时候用。信封也是这样，翻过来粘起来再用，这些事情都让马軜来做。

民进老一辈的人都喝过“三白汤”。据马軜回忆，陈毅、钱学森之父也都被请到马叙伦家喝过这个汤。当时钱学森刚从美国回来，因为他父亲是马叙伦在北大的老同事，马叙伦请他们父子到家里吃便饭（钱学森因事没能来，他父亲来了）。马叙伦亲自动手，其夫人打下手。用十几个碗分装不同的材料，做一碗汤。当时用雪里蕻代替竹笋，加上白菜、豆腐。马軜在回忆文章中写到“是（上世纪）20年代父亲在北大的时候，和别人到现在的来今雨轩（原来叫“长美轩”）去吃饭，觉得那里的汤不好，就把自己琢磨出来的汤告诉他们了，店里叫它“马先生汤”，那个时候红极一时。一直到80年代，来今雨轩还有这个汤。”

这“三白汤”，似乎也是马先生一生的写照：明明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持家。（文/牛增辉）

董其武的家风：规矩

我的父亲、开国上将董其武的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都知道他定下的一个原则：家里人一律不准坐他的车。

退休后的父亲仍然享受着部队的待遇，有车、有司机、有警卫员。优厚的条件在别人眼里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幸运。我们的家人，我们这些正在求学的子女，或走上工作岗位的儿女们将会怎样的享受！说实在的，父亲退休回来，我们真的很高兴，一是终于能和父亲朝夕相处了，一是我们有车了。

然而我们想错了，父亲好像早猜透了我们的心事，语重心长地说：国家这样地照顾我，我确实从心里感激，但不能无原则地乱了规矩，车辆是为我工作提供的，工作以外谁都不准动用。记得我和母亲上街买东西，都是走出胡同，然后乘坐公交车，从不敢向父亲开口。有一天，父亲没事，司机见我们又要出去，就主动对母亲说，首长今天没事，我用车送你去吧。母亲知道父亲的秉性，就说不用了，我花五分钱坐103路无轨电车，一下就到王府井了，再花五分钱，从百货大楼就可以坐到前门，很是方便。

有件事藏在我心里，让我既感到委屈，又倍觉庆幸。当我彻底从中悟出其中的理儿时，我真为父亲高兴，尤为自己庆幸。在这件事上，我和父亲共同坚守了一个原则，坚守了一种道德，一种让父亲永远站直的道德操守。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北京顺义县龙湾屯中心校教书，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每月回两次家。家离学校较远，路又不顺，坐公交车都要花费三四个小时。由于路不顺，这期间要倒3次车。当时龙湾屯去县城只有三趟车，若赶不上早班车就得等到中午，要不就到了下午3点钟，来去坐车最是让我懊恼了。一次我想早早回到学校，想让父亲的司机送我到长途汽车站，只想让送到长途汽车站，我觉得这个要求绝对不过分，然而父亲断然拒绝了。当时我很委屈，我埋怨父亲不尽人情，根本不考虑女儿的难处，心里真的不是滋味。母亲看出我的情绪，想对我说什么，但终于没说出，因为父亲已走到我跟前。就这样，父亲陪我走出胡同，看着我上了车，才转身离去。以后，我每次回学校父亲都亲自陪着我走出胡同，眼看着我坐上车，我逐渐懂得这其中的内涵。

那时父亲已80高龄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父亲挥手的动作，那包含着希望的眼神里让我读懂了父亲，读懂了那颗平常心。每当客车缓缓启动，看见父亲转身的背影，我感动得总想哭。其实，他是想把女儿留在他的视线里，那种没有说出的爱，不需要语言来证明，就已经找到答案了。父亲有他的做人原则，我庆幸我没有破坏他的原则。胡同虽然很短，但人生的路很长。老父亲，你的儿女们可以走出胡同，但一生都不会走出你的视线！（文/董宁祥）

赵朴初的家风：“啬”

著名社会活动家、诗人、书法家赵朴初先生毕生考究着“啬”字，也身体力行，以这个字影响着社会和家人。在《祝贺中国道教学院成立》一文中他写道:“‘啬’字，就是一般口语中的‘吝啬’、‘啬刻’的‘啬’。”朴老说，“这个‘啬’字并不是坏字眼，它的意义是培育和积蓄。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啬’的字义相当于‘生聚’，不仅是节约，而是有生有聚，既要培育生长，又要储备积蓄，不断地培蓄自己的能量，不断加厚加固自己的根基，充实自己的生命力。所以老子说‘啬’之一字是‘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这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如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老子讲的这个‘啬’字，可以说是道教养生之道的精髓。”

“治人事天莫如啬贵”，这是朴老终身信守的感言。

朴老的一生“从心不逾矩”，正如其自儆的格言“俭不期骄禄不期侈，食不求饱居毋求安”那样，衣食住行都遵循这个“啬”字。

他的生活极其俭朴，“两菜一汤”而已，他在诗中说：“不知肉味七十年，虚度自渐已九十；客来问我养生方，无他奉告惟蔬食。”“他的家里有什么呢？”“一件现代化的、像样的家电都没有。”家具“都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旧桌椅。”“穿的内衣补了又补。”脚上还是“一双带补丁的白色袜子”。初次到朴老的家，说实在话，我非常诧异，那些补了又补的塑料盆、桶，那铁壳水瓶，都还在服役。不是亲眼所见，谁又能相信呢？

他常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一个家庭、一个人，能不能兴旺发达，立于不败之地，不仅取决于有没有正确的理论和政策，而且取决于有没有艰苦创业、节俭清廉的精神。”

他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按规定，有关部门要给他换大一点的住房，朴老坚辞不受，他的夫人说：“中央给他配警卫员，他不要；换红旗车，他不要；换大房子，他也不要。”他有三个考虑，“有了警卫员，我到那些穷朋友家里去，人家还要给警卫安排房子；换了红旗车，耀武扬威的，怕把人家吓着；我们的房子够住，不用换大的。”

人们都敬佩地誉他为“三不副主席”。

他不止一次和堂弟赵国青说过：“一个人如果有钱，把它放在家里，或存在银行里，自己花不了，钱放在那里有什么用？倒不如拿出来帮助社会，帮助有困难的人，这钱就起作用了，就有意义了。”在生命的最后20年中，他将自己的生活节余和各种稿费连同给他的世界和平奖金250多万元，全数捐献给了社会慈善事业！

他给侄儿们写信：“认真对待人是‘敬人’，认真对待事是‘敬事’。敬事敬人，工作方能做好。”

“治人事天莫如啬贵”，朴老这习习家风给后辈留下了无尽的思念。（文/殷实）

何香凝的家风：革命

廖承志1908年9月25日生于日本东京，出生时，父母即希望其长大后继承革命先辈的志向，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因而给他起名“承志”。

作为母亲的何香凝，始终对廖承志的革命志向与行动予以毫无保留的支持，并屡有公开声明与寄言嘱托。譬如，当1933年3月28日廖承志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时，何香凝在上海发表公开声明称“承志因国难日深，辍学返国，不知何故被捕。小儿承志昨晚在沪被外国捕房拘捕，但未悉拘留何处，余愿与儿共留囹圄，惟不愿留在外国捕房，要求解往华界，即死亦愿在华界，不在租界。”短短的几句话声明，何香凝大义凛然的爱国之情，与无私奉献的爱子之情已溢于字里行间。这样的声明，正是一代革命家风的生动写照。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近花甲之年的何香凝爱国之志老而弥坚，对抗日救亡运动热情支持；7月22日，她在其上海寓所成立了最早、最大的妇女抗日团体———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自任主席兼总务组长，号召全国妇女组织起来，“为了中华的自由解放，奋斗到底。”可以说，她也正是在以身作则，对在前线抗敌的儿子予以最坚决的响应与勉励。

毋庸多言，在国难深重之际，作为母亲的何香凝对于正在华北前线浴血抗战、已经成为红军领导人之一的廖承志，自然有着无尽关切与深远寄望。她于1937年9月28日接受上海《立报》记者专访，此刻她抱病在家，仍屡屡谈及对其子的评价与嘱托。当记者称赞廖“会画、会唱、会写，懂好几种外国文字”的才华出众时，她这样评价自己的儿子道：“啊，别人太夸奖他了。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他现在也许快29岁了，我不十分记得清楚。只记得他是在我和廖先生亡命日本时出世的。7岁时在日本进了一所法国人办的晓星小学，这时，他开始学习日文和法文，每晚散课回家，再由我亲自教他中文。至于在书画方面，几乎是他天生的一种嗜好……他很能耐劳，不爱奢华，对小事他总不计较，因此常常被人叫傻子。”

在母亲何香凝眼中，廖承志的童年是在繁重的功课与严格的家教中度过的，所谓“才子”也是通过长期教育才培养成的。最后，母亲对时年已近30岁的儿子寄嘱期望，她说：“他研究的是政治经济学，如今前线从军正为祖国抗战，学用正当其时。”

何香凝的革命家风，一直与廖承志的革命行动伴随一生。抗战期间，儿子在前线全力参与抗战，母亲则在后方大力宣传抗战，母子二人均为中国抗战作出了卓越贡献。（文/肖伊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