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危为机”的突破口在“公共”领域

个人以为，毋庸讳言，我国经济发展目前遇到的问题，是由“生产过剩”变成 “产能过剩”。形成“过剩”的原因不仅有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自发作用，还有政府“看得见的手”的调控作用。在“看得见的手”的超市场控制作用下，“生产过剩”就潜伏而成 “产能过剩”。

“生产过剩”危机既是“危”也是“机”，它可以成为优胜劣汰、推动技术与管理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及结构优化的动力和机遇；但是，如果这些转变和提升受到阻碍，就会形成“陷阱”，使经济发展从此一蹶不振，在低迷和矛盾中徘徊不前。

个人认为，阻碍我国经济“转危为机”的主要障碍有三个：一是国企的特殊地位，使中国在整体上形成了“垄断/过度竞争”的市场类型，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和行业，缺乏创新和提升的动力；处于过度竞争地位的企业，又无力完成创新和提升，甚至难以生存。二是公共科教文卫等事业由于体制机制原因产生的低水平和低效率，无法提供企业创新提升所需要的人才和基础研究成果；同时，由于其低水平和低效率的服务，也造成服务对象（如受教育者、专利技术设备购买者、管理合作者、就医者、旅游者）的大量外流，使“过剩”问题变相加重。三是公共权力缺乏监督，该管的事不作为，不该插手的事乱作为，不仅影响企业创新提升、优胜劣汰的正常实现，也制约着公共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的体制机制转变。

我们很早就明确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基础性作用，但没有做好的主要原因就是公共领域的改革不到位，造成市场机制的扭曲和阻塞。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只有完成公共领域的改革，才能使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顺利通畅，公平实现。

如何推进“公共侧”改革

个人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多年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经济结构多方面失衡。造成我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深层原因是两个不适应：一个是体制与目标的不适应——政府主导与市场化改革和发展的不适应；一个是理论与实践的不适应——西方经济学指导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适应。形成这两个不适应的原因，前者是因为制度创新的滞后，后者是因为理论创新的缺位。

以前改革开放的动力，先后来自农民、工商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房地产商，现在的改革要进一步推动，就需要公有制企业家和公共科技专家的形成和发挥作用，成为新的动力。目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不足，有限的改革和反腐倡廉也阻力重重，有些地方上动下不动，其原因就是新的动力没有形成。以前的改革成功之处，是新体制在旧体制的旁边生长起来，旧体制自然解体消亡。现在要推进“公共侧”的深化改革，也可以采用这一办法，也容易成功。有所不同的是，私有领域的改革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从典型实验到局部推广、再到全面推开，最后才是理论总结；而公共领域的改革，则需要先有理论创新，再有制度创新，然后才有改革方案和改革行动。

全面深化改革实际上涉及一个着眼点的问题，即着眼于当前还是长远？当明确我们要建立的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就要对怎样解决公有制、公共事业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有一个深入的理论研究和讨论，得出明确的结论，最后建立一套新的理论和制度，这样的制度要能够长久运行而不产生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时还不讨论清楚、解决妥当，更待何时？对这样一个涉及全局和全新的问题，靠局部实验和顶层设计，已经无法解决，只能靠理论创新基础上的制度创新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