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出个“亲爱的”

不愿留在山里的不只是佛殿湾村的姑娘。

19岁的小扣已经在北京闯荡了4年，这位来自陕西绥德的姑娘最烦别人对她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你找对象不愁了。”因为绥德的汉子再像传说中那么好，她也不中意。

小扣儿时的伙伴大多已经找到了婆家，几乎没有人嫁给本地的汉子。姑娘们都想走出大山，最理想的是能在西安买房子，再不济也要去离绥德稍近的延安，而小扣希望能在北京安家。

小扣的妈妈担心她整天在外闯荡耽误了结婚，但她一点都不着急。北京比绥德大多了，这里可选择的结婚对象也要多得多。在美容院做技师的小扣说，在北京，一切都是新鲜的，包括获得爱情的方式。

“你知道微信有个摇一摇的功能吗？”每次和老家的小伙伴微信聊天时，小扣都会给大家传授这个社交软件上的小功能。后来，她的一个闺蜜真的摇出个“亲爱的”，在外打工的两个同乡，也都通过网恋结了婚。

在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看来，市场经济加速了年轻人的流动性，打工潮扩大了农村的婚姻圈子，确实让一些年轻人获得了更大的选择自由，但也给爱情与婚姻带来了更浓重的市场气息。

在河南中部的吕楼村村民眼中，一些先富起来的人家在选择媳妇上，有更多的可能性。

村里的吕军东早年在宁波回收二手电瓶，“开始几年的生意，好得只记得数钱了”。他盖起了吕楼村的第一栋楼房，院子里铺上了水泥砖，院墙上的琉璃瓦闪闪发光。

这几年，吕军东都是开着轿车从宁波回家过年，“一到年关就有接不完的电话。”他用抱怨的语气笑着说，“都是给儿子说媒的。”

刚进腊月，吕军东的儿子就开着轿车穿梭在乡间小路上，去见那些精心打扮后等待他来相亲的女孩儿。“最频繁的时候，一天看了5个。”吕军东说。

除了像吕军东一样“收电瓶的”，在吕楼村所在的何店乡，那些早年外出“搞沥青的”“卖药的”，都成了村里“最先富起来的人”。

年轻人大规模外出，成就了一批“富人”，也改变了年轻人的交往方式。以往，村里年轻人之间的交流范围大多囿于镇上的学校、集市、庙会等为数不多的公共场所。每逢赶集，经常能看到三五成群的男女青年在街上寻找“缘分”。“有时看上哪个姑娘，在大街上不好意思开口，只能一直跟到人家村里，再找人来说媒。”吕楼村一个结婚不久的男青年说。

现在，每逢年关，返乡的年轻人也会到集市上去“凑热闹”。但更多时候，他们都坐在家里的暖炉旁，手指在手机屏幕上上下滑动，频繁地刷着“附近的人”，或者跟千里之外的网友聊天。村里有几个男青年，不用父母操心，就带回了“在QQ上聊来的媳妇”，而这种异地“自谈”的恋爱，不仅会让双方家庭谈判更加简单，也会大大降低彩礼的价格。

手机与互联网的普及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农村，旺盛的社交需求，以及对浪漫的天然向往，随着交往圈子的扩大逐渐释放，农村青年对婚姻对象的选择也越来越多、越来越自由。

在吕楼村，吕军东这一代人和他的父辈们，几乎都是在本乡内通婚，“过年走亲戚，骑上半小时的自行车就到了娘家”。而现在，村里来自外乡、外县，甚至是操着外省口音的媳妇越来越多。这些外地媳妇本来和吕楼村的青年一样，都是离开家乡到城市打工的，他们在城市相遇，然后恋爱结婚。这些变化在吕楼村老辈人那里是难以想象的。

婚姻圈扩大了，婚姻市场甚至延伸到国门之外，人们可以在更大的空间、更自由地选择结婚对象。只是，刚刚打开的农村社会，似乎还没有适应这汹涌的市场浪潮。

在贵州，学者刘燕舞调研的3个自然村里，当年选择和跨市、跨省女性结婚的占了一半左右。但是这些外地女性的婚姻极不稳定，3个自然村中，共有9个外来媳妇，最后“跑”了6个。这些出走的新娘重新回到了婚姻市场，留下的却是一条条“光棍”和一个个单亲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