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史，每一个职业都有其自己理想的阅读史。读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根据自己的职业和兴趣，选择一些能够帮助自己成长和发展的书籍，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努力学会做的事情。

朱永新

与许多农村的孩子一样，我的童年基本上没有什么阅读生活。虽然父亲是一个小镇的小学老师，教音乐和数学，但是身处那个物质相当匮乏的年代，家里也几乎没有什么藏书。

上小学以后，我认识的字多了起来，就开始主动找书读。记不清从几岁开始，我突然迷上了读书，而且一开始就与许多喜欢连环画的小伙伴不同，迷上的是厚厚的大书。那个时候，书非常少，又是在偏僻的乡村，找到的大部分是没有封皮、没有结尾的残缺不全的书，但我照样读得津津有味。虽然不知道书名，书中的情节还是强烈地吸引着我，甚至因为没有书皮、缺乏结尾，我不由自主地揣摩书名，自编结尾，反倒激起了更多的阅读乐趣。长大以后才大概知道，那些书大约是《林海雪原》、《青春万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

由于母亲在招待所工作，我们全家就住在招待所。南来北往的客人，经常会有一些随身携带的好书，我就缠着他们借阅。因为这些客人往往第二天就要离开，我就逐渐养成了一目十行的本领，快速阅读这些得来不易的书籍，有时候几个小时就可以大概浏览一本书的内容。当然，这也让我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读书不求甚解的坏毛病。

进入中学以后，读得最多的是《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诗词》，也开始阅读一些能够找到的文学杂志和诗歌。我对诗歌有着天然的兴趣，记得还用毛笔抄录了一本无名的长诗，用笔记本摘录了许多描写人物与风景的片段。那时候，与许多少年一样，不知道天高地厚，我做起了作家梦，津津乐道地与班上的一名姓郭的同学写诗唱和，用“过江”、“过海”等笔名写了《车轮滚滚》等小说，还积极向报刊投稿。反正那时投稿不用贴邮票，只要在信封上面写上“稿件”“邮资总付”的字样就行了。

我真正的阅读是从大学开始的。

我是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被录取在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的政史系。按照当时情况，如果没有意外，我毕业以后应该是一名中学政治或者历史老师。一开始也没有明确的读书目标，班上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有一些老三届的学生，学问好得让年轻的老师也自愧不如。我经常是看他们读什么书，自己就去借什么书。第一年的时候，看得最多的是《中国历代诗歌选》，从《诗经》《陆游诗选》读到《龚自珍诗选》，再看普希金、雪莱、泰戈尔，也尝试背诵了一些古代诗词与现代诗歌，但往往是随记随忘，只有一些名句名段有些印象。第二年，是我阅读比较自觉的一年。我有一个同桌刘晓东，父亲做过教育部副部长，当时是一个省的省委副书记。他告诉我，从书上学习的东西，要比从老师那里多得多。所以，他基本上是自己泡图书馆，老师的课基本上不听。我不敢如此“猖狂”，但是，我们俩一起真正进入了图书的海洋。先是看历史书籍，《光荣与梦想》、《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通史》、《中国通史》等，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再后来是读商务印书馆的那套西方名著译丛，从卢梭的《爱弥儿》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从福泽渝吉的《劝学篇》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虽然许多著作并没有真正读懂，囫囵吞枣，不求甚解，但是那毕竟是精神充盈的岁月。那个时候，我自己的借书卡不够用，就借同学的卡，每星期从学校图书馆捧回一大堆书，每次还书的时候，管理员经常笑着问：“都看完啦？”

在读这些伟大著作的同时，名人传记也开始成为我的案头必备，《林肯传》、《拿破仑传》、《罗斯福传》、《居里夫人传》、《马克思传》、《海伦·凯勒传》……从每一个人物身上汲取精神的力量，成为我为自己充电的必修课。后来，我又读完了学校图书馆里所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传记。给我影响特别大的一本人物传记是日本医学改革家德田虎雄的自传《产生奇迹的行动哲学》，这是上海人民出版社“青年译丛”的一本，讲的是德田虎雄怎样从一个日本农村的普通孩子成长为优秀的医学改革家的故事。这本书告诉我，追寻自己的梦想，任何人都能够创造辉煌；追寻伟大的灵魂，我们也可以走得很远。一直到今天，阅读名人传记仍然是我日常的功课。

考虑到自己今后要做教师，从大二下学期开始，我有意识地阅读了许多教育学、心理学的著作。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前苏联的教科书，从凯洛夫的《教育学》到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教育文集，看得最多是马卡连柯的《教育诗》，做了许多笔记。结果，在学校选择部分学生去上海师范大学进修教育学心理学的时候，这些笔记发挥了作用。我让系总支书记相信，我是真正地热爱教育学与心理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