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许进担忧的是，现阶段这种不作为的心态具有传染性，很容易呈现出“集体感染”的政治生态反应。

“过去唯GDP，即使多1个百分点，都与官员的命运和前途息息相关。”王长江说，现在不唯GDP了，也没有建立正面导向制度，“很多官员没动力不作为，也造成懒政”。

统计发现，全国31个省(区、市)针对懒政开展了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的整治活动。多地还在省级层面下发了专门针对懒政、官员不作为的治理文件。

2015年5月，北京市开展“为官不为”“为官乱为”问题专项治理。到10月底，16个区县共查找工作层面的问题3000余条，其中“为官不为”问题占90%以上。

今天下午，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徐辉指出，去年下半年，国务院围绕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和简政放权等重大政策举措实施落实情况，部署开展了第二次大督查。

督查结果公布后，24个省(区、市)共有249人因庸政懒政不作为典型问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涉及厅局级干部41人，县处级干部139人。与第一次问责7省59名干部相比，第二次问责面更广，问责干部人数更多，因此广受社会关注。

从督查结果公布情况看，资金沉淀、土地闲置、项目拖延、棚改迟滞等庸政懒政不作为问题相当突出，耽误了经济发展，影响了民生改善。

新常态下，如何把干部队伍“温吞水”煮沸，是很多地方面临的艰巨任务。

“政府官员不作为表面是一种现象，实际上是深层次的改革需要推进。”王长江认为，可以在制度上设计，让更多老百姓参与进来，对官员进行评价。要让老百姓看得见，政府保证公开透明，真正建立治理懒政的制度，这才是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