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吉华委员对此也有相同看法：“一位委员的孩子两年前买了一辆车，上了车牌。没多久交管局却让他孩子去处理三年前的一起违章，这是怎么回事呢？经过一番调查，原来违章的是‘车牌之前的车主’”， 邢吉华说，这说明在执法规则的设定上、执法程序的操作中还有漏洞。有的地方公安机关的工作与人民的预期还有差距，这也是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方向。

梁志毅代表认为，在“一门式”服务改革推进的前期，对各个单位的数据进行整合，打破不同单位之间的信息壁垒是改革推进的重点，到现在，如何对公安工作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成为新的工作重点。公安改革政策的落地，仍然还在路上。

配套完善改革举措增强获得感

如何让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代表委员从不同角度给出了建议。

胡旭曦代表说，在深化公安改革的众多任务中，管理体制和人事制度改革尤显重要。他认为，现在虽然明确了改革的大方向，但急需一些具体政策能够尽快出台。胡旭曦介绍，以湖南警员编制为例，湖南很多地方尤其是偏远农村和山区，公安缺编情况比较严重，一些通过一般公务员招考录用的公安干警，没有接受过长时间专业培训，很难适应公安工作的特殊环境，干不了多长时间就离职了。“工作时间长，风险大，环境恶劣。”胡旭曦建议，需要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管理体制和人事制度。

公安改革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改革任务重、难度大。代表委员普遍认为，越是攻坚克难，越能展现公安机关的担当。

“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必须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安徽淮南市委书记沈强代表建议，要突出在完善配套机制上下功夫。户籍制度改革不是简单地变更户口登记，要深化城乡户籍一元化管理改革，统筹做好户籍制度改革与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农村产权、财力保障等相关领域改革的衔接，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红利，自愿落户城镇。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名委员表示， 进一步消除“奇葩证明”这一顽疾，还需要政府部门间的信息进一步打通。

数据多跑路，百姓少跑腿。刘晓庄委员认为，“要建立完备的制度，要做到政策公开、执行透明，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帮助老百姓通过‘互联网+证明’的方式办成过去需要本人亲自到场的许多事情；要实行信息共享，打破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封闭；还要强化责任追究，对那些人为‘设卡添堵’的单位和公职人员，应该严厉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