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与苏联专家留影

从修理起步

航空工业局成立时，抗美援朝已进行了一年，积压了许多待修的发动机。我所在的生产处处长徐昌裕同志主管120厂，因此，去120厂出差成了家常便饭，仅1951年下半年就去了11次。

120厂的前身是军工局的炮弹引信制造厂，没有航空工业基础，所在地点是日寇731细菌部队的旧址，条件十分艰苦。当地人有民谣形容此地“一片荒草窝，人少兔子多，耗子编队走，乌鸦来唱歌”。

我们要修理的是大马力活塞式发动机АШ-21和АШ-82，技术比较复杂，尤其是头两年，特别困难。好在局里从沈阳112厂调来一列苏联援助的修理列车，又从511厂抽调部分技术人员支援，这两个办法效果显著。

120厂热情很高，边向苏联列车上的专家学习、边生产，克服重重困难，半年间修理了177台发动机。1952年工厂掌握了修理技术，修理完成了827台。

随后，按照中央的指示，将修理任务转给空军负责，我们则全力转向制造，我的主要工作也转向410厂，该厂的前身是军工局的53厂，也是张作霖时期建设的兵工厂。1954年6月初开始建设，与111厂一厂两跨，试制苏联的BK-1ф喷气发动机，离心式压气机，加力推力3800公斤，装在米格-15比斯飞机上。苏联派来了49名专家和成套技术资料，以及毛坯、标准样件。

那时的410厂要建成我国第一个现代化的喷气发动机制造厂，建筑面积20.3万平方米，安装设备7300多台，从制造工装、毛坯到装配试车的封闭式制造厂。这也就是说，410厂的建设是全国的重点，投资2亿多元，调集全国包括干部、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等共8883人支援，辽宁省调齐最强的施工队伍，日夜施工，只用了两年时间——1956年基本建成。

410厂的建设和涡喷-5的试制更是四局的重点。1954、1955、1956三年，四局连续派油江副局长为首的工作组到410厂帮助工作，我作为工作组的成员基本上常驻410厂，直到1956年发动机试制成功。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规模如此巨大的制造厂，进了410厂犹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头一年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在学习。

我努力向苏联专家和工厂的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学习大型制造厂的管理制度和工艺过程，学会了编制新机试制的进度计划、按指示图有组织有节奏生产；在管理上学会厂长负责制，即：以总工程师为首的“四师一长”技术负责制，总检验长由厂长直接垂直领导；坚持质量第一的方针等等。

当时还没有数控机床，涡喷-5试制时需要工装12000多套，我发现零件的试制进度基本上是由工艺装备的供应情况决定的，建议发动机工厂需增设一名生产准备副总工程师，专门负责生产准备及工装制造。事实证明，很有必要。

工厂的广大职工都为新中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做贡献而深感自豪，热火朝天不分昼夜地奋斗，创造了用“先锋批”试制复杂零件的经验，突破了叶片精密铸造、离心式压气机加工等技术关键，试制工作进展顺利，于1956年6月通过国家验收长期试车，宣布我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试制成功，转入成批生产。1954年8月2日安装涡喷的歼-5飞机试飞成功，宣告我国进入喷气时代。

1956年，我被任命为四局第二生产处副处长，吴大观同志是处长，开始主抓科研设计工作。在沈阳112厂、410厂分别成立飞机发动机设计室，吴大观同志调任410厂设计室主任。我以副处长的身份主持发动机工作，直至1963年三机部成立，我被任命为发动机生产技术司生产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