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在随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赴河南、四川调研时发现，随着城乡一体化推进，农村面貌有了新变化，但也面临一些新问题。一些贫困地区农村“空心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留在农村；部分地方农村“黄赌毒”盛行，社会风气和基层治理存在问题；与县城学校“超大化”、“大班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麻雀学校”和“空巢学校”大量出现，有的学校总人数不足百人，农村学校大规模撤并，一些由政府投资、各界募捐建设而成的学校闲置，变成了养鸡场、养猪场、养鸭场…

教育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承载着人民群众的未来和希望。贫困地区农村教育发展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要促进其均衡健康发展，依靠单一的举措难以奏效，必须多管齐下，以系统思维整体推进。

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财政扶持力度。建国以来，我们长期都是农业反哺工业、农村反哺城市、农民反哺市民，农民为城市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如今，国家推进攻坚扶贫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就是需要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市民反哺农民。眼下，乡村学校处于教育体系的末端，规模小、条件差、位置偏、经费少，属于弱势群体，处在劣势地位。在此背景下，财政投入理应向老少边穷岛地区农村学校倾斜，加大对贫困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引导教育相关专项转移支付向贫困地区倾斜，给予贫困县更多的分税政策倾斜，保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稳定增长。同时，逐步考虑免除连片特困地区高中生的学费和杂费。

加强农村学校均衡发展的标准建设。首先要建立生均经费和生均公用经费标准。统一城乡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统一确定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统一经费分担机制。其次要建立校舍建设标准。根据学校规模和教育教学要求，加强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基础设施标准化建设，使教室、桌椅、图书、实验仪器等教学设施满足基本教学需要，宿舍、床位、厕所、食堂等生活设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同时要制订完善师资队伍标准，使其数量、质量和结构配置趋于合理，并能进得来、留得住。2015年，笔者在四川凉山调研座谈时发现，许多农村学校教师表示愿意留下来任教，只是希望能够解决住宿问题，他们十多人挤在一间宿舍，一开门里面的气味就扑鼻而来。

发挥城市优质名校对农村学校的帮扶作用。

我国普及义务教育走的是“先城市后农村”的发展道路，城市率先发展形成了一批重点校、示范校、星级校等优质学校。“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优质名校要肩负起支持农村薄弱学校的社会责任，责无旁贷地向薄弱学校输出资源。开展结对帮扶，充分发挥城市优质学校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加强对农村受援学校教学和管理工作的指导、帮扶、监测，促使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不断提高。

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基层治理能力。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社会治理面临新挑战，亟待提高农村基层治理水平，为农村教育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同时，形成规范有序、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机制，形成良好文化氛围，抵制不良社会风气。如开展具有乡土特色的文化活动，引导农民成立村民议事会等自治组织，发挥乡规民约的积极作用。此外要发挥农村学校的文化传播功能。梁漱溟曾指出，乡农学校的所有教育内容应该强调服务于乡村建设；陶行知先生亦认为，农村教育应该教化农民形成具有农村特色的淳朴民风。学校应积极开展成人教育、农民培训、科普讲座等，努力成为乡村文化学习中心

加强农村完整家庭建设。调研时，我曾去过一个农村孩子家里，兄弟俩竟然在两个不同的城市生活，弟弟在四川，哥哥在焦作，他们的父母也不在同一个地方务工。家庭教育是少儿教育的重要环节，留守儿童出现的种种问题往往是父母长期外出打工给孩子带来的心灵创伤引起的。因此，让父母能够承担起对子女教育的责任、监护人的责任，加强完整家庭建设迫在眉睫。一方面要顺应产业转移升级需要，通过农村自身的发展，鼓励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返乡创业，使他们回流重建健全完整的家庭。另一方面要以人口流入地政府为主，解决随迁子女的入学难题，落实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资金随学生流动可携带政策，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利益，让更多农村留守儿童跟随父母进城，促进完整家庭建设。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教科院副院长、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