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的诸子藏书。汉魏以后，藏书楼开始出现，历代不绝。宋代，随着雕版印刷的兴起与推广，藏书日增，私人藏书楼不断涌现。延至明、清两代，臻于鼎盛。

至清代，我国私家藏书达到鼎盛时期，有文献记载的藏书家多达2082人。其中，铁琴铜剑楼、海源阁、八千卷楼、皕宋楼，并称“晚清四大藏书楼”。

铁琴铜剑楼

常熟自古崇文重教，人文蔚兴。在虞山派藏书家中，铁琴铜剑楼为瞿绍基及子孙五世藏书处。

瞿绍基（1772—1836），字厚培，号荫棠，江苏常熟人，生于富康之家。科场失意，一度代理阳湖（今常州）县学训导，不久以奉养老母告归，不复求仕。其生平自奉俭约，唯书是嗜。加上继承父辈遗书，多达十万余卷，在南塘古里村建楼“恬裕斋”以储书。恬裕斋后因避光绪帝讳一度改称“敦裕堂”，又因家中获藏名琴一张、铜剑一柄，此楼又名“铁琴铜剑楼”。

铁琴铜剑楼第五代主人瞿起凤（1898—1987），字熙邦，自幼受家庭熏染，得名师指点。1950年，与两位兄长瞿济苍、瞿旭初商量，遵承父志，将藏书分三批捐献给国家，归藏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

第一批捐赠品中，有一部宋版围棋谱《忘忧清乐集》，为孤本。陈毅元帅曾委托北京图书馆复制一部，制成宋版蝴蝶装式样，赠送日本友人。1月10日，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致函瞿氏三兄弟表彰：“铁琴铜剑楼藏书，保存五世，历年逾百，实为海内私家藏书中最完整的宝库……此项爱护文物、信任政府之热忱，当为世人所共见而共仰。”

1950年3月，第二批捐赠中有元刻本《契丹国志》为孤本。1953年3月，第三批捐赠品以宋刻本《王黄州小畜集》闻名。此后，瞿氏兄弟数次捐赠北京图书馆的藏书合计595种，约4000册，善本多达242种，2501册。此外，还多次向常熟图书馆等捐献家藏珍贵文献，千种万册。

海源阁

海源阁与铁琴铜剑楼齐名，有“南瞿北杨”之誉。其为山东聊城杨氏藏书阁，历时百余年。其四代赓续，南北精帙，萃于山左。

海源阁第一代主人杨以增（1787—1856），字益之，号至堂，又号东樵，山东聊城人。道光二年进士，为官清正，与林则徐“同宦楚、豫、秦、陇”，二人“知之甚切”“投分最密”。道光二十年，杨以增在故乡聊城建海源阁以藏书，楼名“海源”。其源于《礼记·学记》“先河后海”之语，以为“学者而不观于海焉，陋矣”。

杨以增将阁内单辟一室，专藏宋版善本与各校旧抄本，名“宋存书室”。后陆续得到东汉经学大家郑玄笺注宋版珍本《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四经和《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四史，将此室命名为“四经四史之斋”，奉为镇阁。在图书管理上，海源阁仿宁波范氏天一阁，“书不出阁，秘不示人”。

海源阁第三代主人杨保彝晚年乏嗣，收族人杨敬夫为继子，以求“藏书胜藏金，刻书如积德”之余绪不衰。然而，清末民初，杨氏海源阁迭罹劫难，咸丰十一年，捻军攻入，杨氏陶南山馆别墅被占，一半藏书尽毁。宣统二年，杨保彝去世，继子杨敬夫年幼，藏书偶有散出。民国初年，杨敬夫移居天津经商，携去部分珍籍。1928年，西北军占据聊城，海源阁藏书受损。次年，土匪王金发以杨宅为司令部，海源阁再遭劫难。经此巨创，杨敬夫遂收拾残余，分装50余箱，运往济南保管，聊城海源阁人去阁空。

新中国成立后，周叔弢、傅增湘、刘少山、邢之襄、潘宗周、陈清华、莫伯骥等私人藏书家将手中海源阁旧藏纷纷捐献，入藏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海源阁藏书价值极高，20世纪50年代，中华书局组织出版点校本“二十四史”，海源阁的“四史”成为前四史的参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