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庭皆俊秀

今年4月14日，梁启超九个子女中最小的儿子梁思礼与世长辞，享年91岁。梁启超逝世时，梁思礼只有5岁。梁启超特别疼爱他，称“老白鼻”（老Baby）。梁思礼回忆父亲时说：“我出生时父亲已51岁，虽然他非常爱我，但我没有机会能像我的大兄姐们那样亲身从父亲那里获得直接教导……有人曾问我：‘你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我回答：‘爱国。’‘爱国’也是我们全体兄弟姐妹们所继承下来的宝贵遗产。我们九人中有七人在海外学习，个个学业优秀，但是我们没有一个留在国外，个个都学成归国，报效祖国。”

在《致孩子们书》中，不乏梁启超告诫子女认真读书、学成报效祖国的话语，可谓情深意长，但没有鼓励孩子读名校，去升官发财，也没有强迫孩子去学所谓的热门专业。如1927年8月29日信中，梁启超叮嘱女儿思庄学成后早日归国，“可以做爹爹一个大帮手，我将来许多著作，还要请你做顾问哩”。此时思庄正在国外攻读生物学，一年预科读完，升二年级，梁启超非常高兴，因为此前“你们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这门学问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密切关系”。梁启超多么期盼几年后女儿学成归国，与女儿共同探讨、研究学问。

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人人成才，又各有所长，被誉为“一门三院士，满庭皆俊秀”，其中梁思成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梁思永、梁思礼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启超在世最后三年的家书

梁启超的家书，是充满爱国爱家的家书。在家书中可以看到他对祖国的爱，也可以看到他对孩子们的爱。只有祖国强大，孩子们才能更加茁壮地成长，他的著书立说，正是为了救中国。

梁启超信札的一个亮点是让读者了解到：梁启超在世的最后三年，不顾重病缠身、党派纠缠，夜以继日地工作。《致孩子们书》中，处处流露出梁启超爱国救国的心声，他说：“所以我打算在最近期间内把我全部的主张堂堂正正著出一两部书来。”梁启超深知“开民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以著书立说、授课演说的一贯做法救中国。

摧残梁启超身心最直接、最严重的，当属北京协和医院对肾病的误诊。在1926年9月14日《致孩子们书》中，梁启超说：“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伍连德医学博士对梁启超“下很严重的警告”，他说：“割掉一个肾，情节很是重大，必须俟左肾慢慢生长，长到大能完全兼代右肾的权能，才算复原。”他还下了戒令：“节劳一切工作，最多只能做从前一半。”这次意外的误诊和医疗事故，给身体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但无论病情多严重，忠告多严厉，对于真正的工作狂来说，若无其事。在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每每隐瞒身体每况愈下的实情，总以报喜不报忧的言辞来安慰儿女们。他说：“大抵我这个人太闲也是不行，现在每日有相当的工作，我越发精神焕发了。”

肾部手术满一年后，梁启超去协和医院住院“切实检查一番”。在1927年4月2日致梁思顺信说：“据称肾的功能已完全回复，其他各部分都很好……他们说惟一的药，只有节劳，此亦老生常谈。”梁启超不遵医嘱，旧疾复发，且益厉害，几天后在信中道出苦衷：“我近来旧病发得颇厉害……本来近日未免过劳……在学校总是不能节劳的。”梁启超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是清楚的，6月14日信中说：“你爹爹已经是上年纪的人，这几年来，国忧家难，重重叠叠，自己身体也不如前。”

1927冬季，夜以继日地伏案写作，使梁启超身体受到极大伤害。11月14日致梁启勋函说：“日来旧恙微发，大抵因连作两文《〈王静安纪念号〉序》、《张子武〈墨经通解〉序》之故。”12月12日，再次证实医生所说过劳的危害：“我的病本来已经全愈了二十多天，惟最近一星期因做了几篇文章，实是万不能不做的，但不应该接连着做罢了。又渐渐有复发的形势。如此甚属讨厌，若完全叫我过‘老太爷的生活’，我岂不成了废人吗？我精神上实在不能受此等痛苦。”

次日，给梁思顺的信说：“我的体气底子本来极强，这点小病算什么。况且我已经绝对采用你们的劝告，把养病当一件大事了，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呢？”又告诉女儿：“近来著述之兴大动，今晚本又想执笔，被王姨捣乱干涉。”看似挺矛盾的信前信后，实际不矛盾，梁启超“养病”只是说说而已，著书立说才是首要。病情无情地加重，梁启超并没预感到所剩余的时光不多，他还劝在加拿大的女儿不要急着回国探亲。

瞒得过别人却瞒不过自己。12月17日致梁启勋函说：“一昨又小小发烧，静眠廿余小时乃愈。老态渐露，动辄有小病，殊可厌也。”12月30日再函：“吾数日来旧恙又剧发。”

在国外或身边的子女无不规劝父亲以养身为重，工作的事可缓就缓。梁思成事后说：“家人苦谏节劳，然以学问欲太强，不听也。”

自1928年起，梁启超身体每况愈下，发病不断。

4月初，在给梁思永的信中写道，“头晕接连两日，呕吐只一次，今日已全愈了。原因是在四五日前，精神太好，著述兴味太浓，一时忘了形，接连两晚破戒，晚上也做些工作，以致睡不着，而早上又已起早惯了，因此睡眠不足，胃的消化力便弱起来。头晕全是胃的关系。”

6月中旬，还是因过劳，万般无奈之下，梁启超不得不辞去清华研究院和北平图书馆的工作。在5月8日给梁思顺的信中述说心中的极不情愿，想继续撑着。“我清华事到底不能摆脱，我觉得日来体子已渐复元，虽不能摆脱，亦无妨，因为我极舍不得清华研究院。”

辞去北平图书馆馆长职务，他还继续操劳《中国图书大辞典》的编纂，8月22日在给梁思顺的信中说：“这件事我本来做得津津有味，但近来廷灿屡次力谏我，说我拖着一件有责任的职业，常常工作过度，于养病不相宜。”此时的疾病已相当严重了，“一个不提防，却会大发。一次发起来虽无妨碍，但经两三天的苦痛，元气总不免损伤”，所以“已决意容纳廷灿的忠告，连这一点首尾，也斩钉截铁的辞掉”。

1929年1月2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57岁。梁启超在世的最后三年，虽已重病缠身，又备受工作、党派纠缠，但他仍以自己一贯的做法——著书立说、授课演说救中国。

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

《梁启超家书》一书的第二部分是“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中的梁启超函札。南长街54号，是梁启超、梁启勋兄弟在北京的故居，梁启超经常往返于京津之间，南长街54号便是梁启超著述、会客、休息的地方，也遗留下一批书籍、手稿和信札等物件。由梁启勋及其后人珍藏，尘封近百年，经整理后，公布于世。

2012年10月24日至26日，清华大学主办“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研讨会，汤志钧（曾任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编者注）作了题为《关于梁启超遗著》的学术报告，并为新公开的“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作鉴定。

汤志钧在研讨会上说：“今天有幸看到‘南长街54号’里面收藏的东西，感到非常重要。梁启超一生留下来的东西很多，现在看到的珍藏材料就非常珍贵。”

“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中有梁启超信札241通，许多信札是首次披露的。汤志钧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序》中说：“《档案》搜录了大量手札，其中很多是写给他的弟弟梁启勋的。梁启勋追随兄长历时甚久，从书信中不但可以考察梁氏行踪、交谊，还可看到他在晚清、民初‘家事、党事、国事无不令人气尽’的感受。”新发现的梁启超信札，为即将出版的《梁启超全集》增添了新内容，为学界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

（本文选自汤志钧、汤仁泽编注的《梁启超家书：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一书，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该书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6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