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刚到北京时，真的挺苦的。”2008年，研三实习期，李安然只身从河北老家到北京打拼，找了一份策划的工作，月薪刚过2000元。除日常花销外，几乎没有结余，她就借住在亲戚开的美容店门脸儿房里，“我睡的是美容床，每天早出晚归。”害怕影响店里的生意，她走前要把美容床收拾干净，保证台面上没有任何私人物品。

美容院日常不休息，节假日客人多起来，更加没有李安然的容身之所。

她回忆，节假日，同事都高高兴兴地回家团聚，她反倒因为无处可去而格外发愁。她会主动申请加班，下了班就到商场闲逛，“那时候挣得太少，去肯德基、星巴克坐坐都会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更多的时候，我都是坐在商场免费的休息区里看书。”

李安然说，有时候，自己住的门店里来了培训老师，人多了地方腾不开，亲戚会好意邀请她到家里去住，但她清楚亲戚家也有不便之处，就谎称自己去同事家住。其实，她是回公司睡沙发。还有几次，公司布展做活动需要做场地搭建，她就主动申请到现场监督工人工作。

盛夏，蚊虫满天，李安然就站在写字楼的广场上，盯着工人搭建。次日清晨6点，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开始都精神饱满地出来跳舞了，搭建才完成。“夜里困了，你什么讲究都没有了，躺在广场上也睡得挺香。”

“那时候哪敢想买房，就想着自己能租套房子。”李安然说，转正一年多后，她和同事在陶然亭租了一间房，月租是每人1000元，后来经历了室友离开、换工作，她单独租了一套房子。她希望住在哪都能有家的样子，“我会花时间清扫公共区域，自己用的区域都要保持干净整洁。”但她清楚这终究不是自己的家，不能随心所欲地布置，即使看见特别喜欢的精致物件，考虑到以后搬家的辛苦，最终还是会抑制购买的冲动。

为省钱挤6平米小屋

李安然拼车的车主孙娴是河北衡水人，2000年，她离家来到北京，在印刷厂打工时认识了现在的丈夫。结婚后，两人换了几次工作，每换一次工作就要换一个住的地方。曾经租过最小的房子是6平米的单间，“屋里就能摆得下一张床，一张小饭桌，煤气灶都放在过道里，就是凑合着住。”

2006年起至今，孙娴在西红门附近的印刷厂里工作。她和丈夫在厂子附近租了13平米的房子，加上暖气、电费、网费，每个月要花550元，“因为要供养孩子，还想存点钱，我们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她说，后来，因为西红门建地铁，租的房子要拆迁，她又和丈夫搬到了天宫院附近一处10平米的单间里。

受限于居住条件，她的孩子自出生起一直由父母代为照顾。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才来了北京。可是后来还是因为住房的问题，他们不得已又把孩子送回老家。谈起孩子，孙娴心里有愧疚，“我们没有能力，钱不够花，孩子也跟着受了不少苦。”

孙娴说，老家几乎没有就业机会，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在外打拼，在外面混得好的人会带着孩子到大城市租房、买房，只有极少数年轻人会留在家乡种田。丈夫的家乡条件更差一下，每年回家都要经历一路颠簸路，扬尘满天，直到今年村里才把公路修好。孙娴记得，当年她离开家乡时，妈妈跟她说过一句话，“种地没有出息，但愿你们谁也别种地。”至今，孙娴还会用话鼓励自己，她说，“再难都不会回家了，走出来总有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