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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海箭袋:古人的弓马生活

2016年10月24日 15:09 | 作者:许永杰 |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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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遗珍

中国境内的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但是各区域文化的发展进程具有其自身的速度与阶段,或迟或早,或慢或快,这一现象在史前时期尤为明显。距今约3000~2000年,相较于已进入历史时期的中原地区,生活在吐鲁番火焰山南坡戈壁滩上的洋海人,尚未完全进入历史时期。2003年,在洋海墓葬群中出土了一件极不起眼的器物,它的编号为IM90:17。它是由鞣制的羊皮缝合成一个大袋,长68.8厘米、宽28.4厘米,大袋外附一个小袋,边上扎木撑板并在其上安装有牛皮带。这件器物是盛放箭矢的箭袋,从其边缘备有牛皮带推测,应为随身携带的箭袋。


洋海箭袋洋海箭袋

按经典作家的论述,人类发明弓箭是蒙昧时代的事情。在中国考古学发现中,1963年山西朔县峙峪村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中发现一枚石箭头。进入新石器时代箭头的发现遍布各地,主要是骨箭头和石箭头;进入青铜时代后则有了杀伤力更强的青铜材质箭头。然而,与箭头配套的箭杆、箭羽以及盛放箭的箭袋或箭囊,因其材质易朽而鲜有发现。因此,距今约3000年的洋海IM90:17箭袋的发现就显得弥足珍贵。

中原地区先秦时期盛放箭矢的器具称为“箙”,《说文》释曰:“箙,弩矢服也。从竹,服声。”可见箭箙的材质是竹木类。该字最早出现于商周金文,其形态为:一排箭以镞端向下的形态放置于一长架上。可见当时的箭箙还是固定在武库中的架子。那么,箭箙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武士或猎人的身上,随身佩戴,驰骋于疆场或出没于山野?

在中国的考古发现中,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楚国。湖北江陵望山沙冢一号楚墓内出土有凤豹纹木制矢箙,湖南长沙浏城桥楚墓出土竹制矢箙,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木制矢箙。及至秦代,秦始皇陵一号兵马俑坑G9过洞中亦有3处“笼箙”遗存。

南北朝时期,有“胡禄”一词,又作胡簏、胡籙等,《玉篇》卷十四竹部:“胡簶,箭室”。岑仲勉先生考订其为外来译音词(突厥语qurluqr的对音)。《广韵》入声屋韵:“弧簶,箭室也。出《音谱》。”张永言据此考据出该词被纳入汉语之年代可至南北朝时期,起源地或为波斯。据此可知,民族大融合的南北朝时期,又有西土传入的箭箙——胡禄。

在唐代壁画墓中,有好多箭箙的描绘,可举者如章怀太子墓《仪卫图》、高昌赫色勒摩耶洞《分舍利图》、长乐公主墓《战袍仪卫图》与《甲胄仪卫图》、阿史那忠墓《抱弓弢胡禄男装女侍图》、贞孝公主墓《武士像》、片治肯特遗址《武士像》等。

“箭袋”的称呼则在明代颇为普及:明末冯梦龙纂辑《喻世明言》描写顾全武的一身行头时便颇为娴熟地使用了这个词:“(顾全武)腰拴搭膊,脚套皮靴。挂一副弓箭袋,拿一柄泼风刀。”

中国古代制作箭袋的材料是多样的。木、竹材质者,如前举两湖地区楚墓所出者,再如1972年新疆阿斯塔那188号墓出土唐代彩绘木箭袋。鱼、兽皮材质者,如洋海羊皮箭袋,又《诗·小雅·采芑》有“簟茀鱼服”句,此处的鱼服便是用鲛鱼皮所制箭袋。复合材质者,杜朝晖援引河北满城汉墓铁环首刀剑鞘之制法认为,胡禄先以竹、木或其他硬质之物挖削成一定形状,再以麻缠缚,其外以皮革裹固。

箭袋的佩戴方式也存在不同的方式。在车战的时代,箭袋绑缚在车上,《国语》韦昭注:“右属手于房以取矢。”可见弓箭袋系着于车舆两侧的革或竹席之上。在骑兵的时代,其佩戴方式有背负于背后和悬挂于腰间而垂于腿侧两种形式,背负者如《史记·信陵君列传》:“平原君负韊。”悬挂者如章怀太子墓仪卫图所绘。

从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献的语源学考察可知,箭袋存在的两大系统,即中土起源与西方传入。本土起源的箭箙的箭室稍短,呈方形;西方传入的胡禄的形制为较长的圆筒状。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两者长期共存,相互影响。

编辑:陈佳

关键词:洋海箭袋 古人 弓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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