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是当前社会十分关注的话题，在不少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我国环境保护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其实数千年来，我国古人一直非常看重环境的保护。

古代不少典籍记载了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比如春天不能用雌鸟或兽祭祀，不能杀怀孕的母兽以及幼虫、幼兽；夏天不能乱打渔；秋天只有鸟兽长大后才能捕杀等。在战国时期的秦国，还出现了第一部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田律》。

后来的各代封建帝王，逐渐完善了这些制度，对当时的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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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虞、衡等官职保护山川

在我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设过“虞”、“衡”等保护山川的职位。相传我国最早的虞官产生于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据《尚书》和《史记》的记载：舜帝时任命九官二十二人，其中之一便是虞官伯益。如果此事确切，则我国设虞官的历史就有四千多年了。虞、衡的职责，各朝虽有差异，但大体相近。

先秦时期，虞衡的职责，《周礼》记载比较详细，当时有山虞、泽虞、林衡、川衡之分。山虞负责制定保护山林资源的政令，如在有山林物产的地方设藩篱为保护边界，严禁人们入内乱砍滥伐。林衡则为山虞的下级机构，其职责是负责巡视山林，执行禁令，调拨守护山林的人员，督察他们的行为，赏优罚劣。泽虞与山虞类似，泽虞下属的川衡，与林衡组织结构非常类似，只不过川衡管川泽鱼鳌，林衡管山林草木而已。

如果说先秦的虞衡职责主要是管理与保护山林川泽，那么，唐宋以后的虞衡则兼管一些其他任务。比如，据《旧唐书》记载：虞部兼管郎中、员外郎之职，“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顿、田猎之事。凡采捕渔猎，必以其时。凡京兆、河南二都，其近为四郊，三百里皆不得戈猎采捕。殿中、太仆所管闲厩马，两都皆五百里内供其刍蒿。其关内、陇右、西使、南使诸牧监马牛驼羊，皆贮蒿及茭草。其才炭木橦进内及供百官番客，并于农隙纳之。”归纳起来，虞部的任务主要是五项：一为京城街道绿化；二为掌管山林川泽政令；三管苑囿；四管某些物资的供应；五管打猎。五项之中，有四项是属于环境保护范畴内的工作。

明清时期，设虞衡清吏司管山泽采捕、陶冶之事。明朝规定：“冬春之交，罝（jū，捕鸟兽的网）罛（gū，捕鱼的网）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还规定名胜古迹禁止樵牧，同时要备办鸟兽之肉、皮革等以供祭祀之需，礼器军实之用。可见，当时的虞衡还增加了物质供应方面的任务，不过虞衡保护环境的性质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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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规定

春天不能捕幼虫幼兽

除了设置官职保护环境，历朝历代还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诏条与法令。

据先秦古籍记载，早在夏朝便有这样的规定：“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略，以成鱼鳌之长。”其大概意思就是说，春天不能砍树，夏天不能乱捕鱼，这即所谓的“禹禁”。禹禁是否真产生于夏朝，有待确证，但此类禁令产生于先秦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们可以从多种先秦古籍中得到佐证。

在《国语》中，有一个里革“断罟（gǔ，渔网）匡君”的故事。有一年夏季，鲁宣公为了取乐在泗水张网捕鱼，鲁国太史里革知道了这一消息后非常愤怒，不仅撕毁了鲁宣公的渔网，还大骂鲁宣公贪得无厌。

里革对鲁宣公讲了古代何时可以捕鱼，何时可以捕鸟捕兽的古训。这些都是古代保护自然资源的具体规定。里革是这么说的，“古时候，大寒以后，冬眠的动物便开始活动，水虞这时才计划用渔网、渔笱，捕大鱼，捉龟鳖等，拿这些到寝庙里祭祀祖宗。当鸟兽开始孕育，鱼鳖已经长大的时候，兽虞这时便禁止用网捕捉鸟兽，只准刺取鱼鳖，并把它们制成夏天吃的鱼干，这是为了帮助鸟兽生长。当鸟兽已经长大，鱼鳖开始孕育的时候，水虞便禁止用小渔网捕捉鱼鳖，只准设下陷阱捕兽，用来供应宗庙和庖厨的需要，这是为了储存物产，以备享用。”

鲁宣公为此还表扬了里革，认为“吾过而里革匡吾，不亦善乎。”

古代记载典章制度的《礼记》，有很多篇章是对环境保护的具体规定。比如《礼记·月令》，根据保护生物资源及生产的需要，提出了每一季以及每个月的具体规定，如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毋卵。”大意就是说，春天不能用雌鸟或兽祭祀，不能砍树，不能杀怀孕的母兽以及幼虫、幼兽等。

在《礼记·曲礼》中，对打猎活动作出原则规定：“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卵者。”即国君春天打猎，不能采取合围猎场的办法，大臣们不得整群整群地猎取鸟兽，也不得猎取幼兽或拣取鸟蛋，显然这是为了防止斩尽杀绝，以使鸟兽能正常繁殖。

《礼记·王制》还规定，正月獭祭鱼（獭是一种两栖动物，喜欢吃鱼，它常把捕到的鱼放在岸上，很像陈列祭祀的供品）以后，管理水泽的虞人才可以下水捕鱼；九月豺祭兽之后，才能猎兽……这些礼节被称作《王制》，显然有一定的法律意义。

古籍中属于保护禁令的记载有很多，比较典型的是《吕氏春秋》中的“四时之禁”，即在规定的季节中，禁止随便进山砍树，禁止割水草烧灰，禁止打鸟狩猎，禁止捕捞鱼鳖。否则皆为“害时”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