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

第三次复恐，何力的艾滋病恐惧症开始走向极端了。

经历第二次脱恐，2015年的一年时间，何力再也不敢发生高危性行为。即便在遇到推不开的应酬，何力也有了“圆滑”的应对之策，他和生意伙伴叫了服务以后，各自回到房间，何力只和服务者聊天，不发生任何身体接触。

“我和性工作者聊天会不会感染艾滋病啊？”2016年9月，何力又找到飞鸟，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飞鸟立即笑了，只能很无奈地说，“你都没有肢体接触，怎么能感染。”

这种极端的恐惧或许是源于家庭的责任感。2016年初，何力结婚了，对方是一位他非常喜欢的女孩子。

恐惧更加折磨婚后的何力。结婚近一年的何力，不敢和妻子“亲密接触”，他很无奈地说，“我其实也害怕我得了艾滋，她肯定不会和我在一起”。

在何力的潜意识里，他觉得自己确实不健康，“总觉得会有一点点可能没有排除感染”。由于一直不敢真正和妻子圆房，何力的妻子也渐渐有所觉察，何力只能向妻子坦白了病症，“我跟我老婆说了，我要等我身体健康了才会碰她”。

在妻子的陪同下，何力又去检测，同样还是阴性，妻子的疑虑打消了，何力依旧未能完全走出来。

“我是否还有万分之一或者十万之一的可能性没有排除感染？”何力的内心很矛盾，像是两股势力在不断撕扯。一方面，这么长时间获取的知识告诉他，自己不会感染艾滋病，另一方面，他的家庭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以及传统教育又告诉他，“我不能把我老婆感染了，然后再传给我的孩子。”

“我没彻底排除，肯定不敢生啊，已经很愧疚了，不能再出问题了。”何力非常想要一个孩子。每当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时，他总是忍不住幻想自己也能有一个可爱的孩子，但是他不敢，担心如果自己不健康的话，孩子生下来就是艾滋病毒携带者。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甚至爆了粗口，“我真××想要孩子。”

近两个月，妻子和未来的孩子几乎快要摧毁了何力，“拜托，我是担心真没排除啊，万一给孩子感染了，我死都不安心。”

何力带着恳求的语气和飞鸟说，“老大，您觉得我挑个什么时候测下，就能把我所有的行为排除了？”

本版文/本报记者 郑林 黄筱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