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迄今为止处理时间最长的同类案件，花费力气之大前所未有。从2012年3月渔船被劫至今，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接手过这起案件的主任已经换了4任，经手的工作人员达到20多人，部级协调会议也开了20多次。

联合国、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以及“海上无盗计划”慈善机构等多个国内外机构参与人质救援，中国政府从中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这体现了中国的能力和担当。”杨舒说。

在内罗毕机场停机坪上，26名人质拍下了可能是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张合影，每个人的笑容都疲惫而放松。而在两个月前，海盗为他们拍下的一张合影上，在索马里灰黄刺目的阳光下，人质们每人举着一张写有特定代码的白纸，个个眉头紧皱。

这张照片后来被作为海盗接受谈判条件的信号和人质存活的证据，发送给了“海上无盗计划”成员、前英国陆军上校约翰·斯蒂德。他负责协助谈判和营救，对海盗的反复无常感触尤其深刻。

直到最后的人质移交过程，他仍忐忑不安。“你无法确定事情是否会在最后一分钟出现问题。”

人质交接在索马里中部城市加尔卡尤的机场进行，索马里两大地区政权邦特兰和加勒穆杜格在这里激烈交火。自从上世纪末索马里内战爆发之后，和平再也没有降临过这个沙漠之国。在那个“随时会受到袭击”的机场，斯蒂德见到了26名人质。在中国人质宋江勋的记忆中，斯蒂德不断跟他们说着“happy（快乐）”和“safe（安全）”。

与人质会面时，斯蒂德哭了，尽管他“并不是个爱哭的人”。

两张合影的转换，对人质来说，则是一次格外漫长煎熬的出海的结束。杨舒看到这些人走出飞机的第一印象是，他们表情比较呆滞，看上去不知所措，跟普通乘客明显不同。很多人两手空空没有行李，有人手里的行李是塑料袋。

为了第一时间接上同胞，中国的人质接返工作组6位成员选择等候在能够想到的最近的地方——停机坪上。

在约翰·斯蒂德的记忆中，中国船员“立即被中国政府接走了”。中国是唯一一个把汽车开到了飞机底下的国家。

当时，多个国家的接返人员在内罗毕机场等候。乘客走下飞机后，寻找同胞的人们比较激动。人们开始拥抱、流泪，场面一度混乱。

要从26名人质中辨认出中国同胞并不容易，他们看上去都是一样的黝黑瘦弱。工作组不得不大声喊：“中国人到这边来！”10个同胞慢慢聚拢过来，包括来自台湾的轮机长沈瑞章。

刚下飞机，沈瑞章就激动地从背心里掏出一张自己从前的照片，上面的他白白胖胖，与现在判若两人。“现在谁还能认出我来？”他激动地问。

在被劫持的日子里，他和同伴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厄。船上本有29人，台湾船长钟徽德在海盗劫持时被枪杀，28人沦为枪口下的人质。4年半的疾病和饥饿中，两人先后病故。四川船员冷文兵关于那段日子唯一的“纪念品”，是一个子弹头。在漫长囚禁中他曾跳船逃走。他在海里游了1个小时，登陆后又徒步十几个小时，最终还是落入海盗手里。他对获释不抱希望，以至于救援车到来时，他以为这只是又一次恶作剧。

冷文兵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上岸后，他们每人一天只能分到一碗水、两顿饭。早上是几片薄饼压成的拳头大的一个面团，晚上是一小碗红豆饭。他们睡在四面漏风的棚子里，没有鞋穿。

获释后，菲律宾船员阿尼尔·巴尔贝罗对媒体哭诉，在沙漠的高温下，海盗每天只给他们很少的水和食物。他们捕食老鼠等动物。他形容这段生活就像“活死人”。

根据一位医疗检查人员的诊断，26名船员中有一位患有糖尿病，一位曾经中风，还有两位患有胃部疾病。就在登机前两个小时，中风的四川船员曹永突然打滚、抽搐，最后只能先留在当地接受治疗。

杨舒注意到，这些同胞被接上中巴车后，很快开始有说有笑，并纷纷向工作人员道谢。第一个道谢的是沈瑞章。在他妻子发布的公开信中，也同样对大陆方面的努力表达了感谢。

“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具体做了什么，”杨舒说，“但会清楚地知道一直有人在关心他们，国家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

关于“为何事件经过4年半才得到解决”，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陆慷在10月24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向所有参与营救的机构和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他说，“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是中国政府的一贯宗旨。我们一直将被劫持船员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大家知道，解救人质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把确保人质安全作为一个首要考量的话，就会使解救工作更加复杂，更加艰难。但是通过这次事件，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不管多难，不管需要多少耐心，中国政府都有最大决心，尽一切可能把我们的同胞接回家。”

与世隔绝4年半，这些人已经被高速前进的社会远远甩在了后面，对很多稀松平常的事物都显得无比好奇。他们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跟家人通话都需要别人帮忙拨号。

回国之前，一位船员想把一罐可乐带上飞机，结果在离开住处时被工作组劝阻，难受了好半天。

杨舒是四川人，人质中有4人是他的老乡。为了让他们有回家的感觉，他特意用家乡话跟他们聊天。

在提前考察了船员住处的餐厅后，接返工作组为他们确定了一套清淡的食谱：粥、汤、包子和蔬菜水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