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错电报露了底

1933年5月1日，南京最高法院检察官朱树森拿着天津高等法院的介绍信，以参观的名义来到故宫博物院。当庶务科虞科长接待他时，这位朱检察官却提出来要查看院里的文件卷宗。虞科长连忙打电话请示。易培基得知此事后，本待应允，可吴瀛却觉得不妥：“他拿着天津高等法院的介绍参观信，如何能看文件呢？”于是，经过双方商议，朱树森只在院内看文件，但经手过处分物品的人员要随时听候他问话。

第二天一早，朱树森来到故宫，李宗侗、吴瀛等参与过处分物品的人都纷纷到齐。开始朱树森问了问处分物品的经过，并没什么新发现。正待作罢，负责处分绸缎的书记员尹起文忽然站起来，期期艾艾地说：“就是有一笔秘书长同院长购买的3000块钱的绸缎皮货……并不是在星期日买的。大家都有一些……”朱树森想抓住这个“话柄”，连忙追问李宗侗。

原来，处分物品时为了促销，故宫方面规定购买2000元以上者打七五折，购买3000元以上者打七折。李宗侗起初买了二三百元皮货，后来又买了二千五六百元东西，尹起文便建议他把两次购物的钱算在一起，这样可以打七折。李宗侗一琢磨能省点儿钱，便欣然应允，而且他买东西那天也确实不是公开售卖日。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大事。顶多只能算程序瑕疵，绝对不算违法，但在朱树森的追问下，李宗侗竟然支支吾吾道：“我我我记不大清楚了。”当时也在场的吴瀛见李宗侗这副表现十分气恼。事后他对李说：“物品公开发卖，为什么你买不得呢？你今天不该吞吐，高兴说有就有，说无就无。什么叫‘记不清’呢？你显得软弱心虚。这事昨日他们预先有接洽是无疑的！”

吴瀛所料不虚，这尹起文正是张继夫妇介绍来故宫工作的。在上一回合中，因为无凭无据，检举落了个空。这一次，他们在搬来最高法院的同时，还从故宫内部挖了许多黑材料。

不久前，故宫博物院会计科职员秦汉功因沾染不良嗜好，被故宫免职。他向张继夫妇告发，会计科负责人萧登青赶着办理积压数年的报销，让文具店老板改开了几张单据。

根据这个爆料，朱树森在故宫很快就从账目中查出了600元单据不符。他以为发现了什么真凭实据，立即询问了文具店老板李宝书。李宝书说：“我店与故宫博物院做了多年的来往生意，总是陆续送去各种文具先用，每届月底开一总账单交庶务科核对结账。这次会计科编造报销，要将笔墨纸张簿籍等分几张小账单开列，才符合报销册的栏目，故叫我店把每个月一张的总账单分作数张小账单。而每月我店所开小账单的合计数目，与总账单是符合的，并没有多开数目帮他浮报。”

朱树森一查，总数果然对上了，“虚报账目”一说原来是子虚乌有。这不免令他泄气，很快便返回了南京。

朱树森走了，但故宫博物院管理层仍未参透幕后黑手是谁。

1932年日本人的势力已经逼近平津，为保国宝无虞，故宫同人开始酝酿“国宝南迁”事宜。如今看来，“国宝南迁”在战乱年代保全了中华民族的文脉，无疑是明智之举。但在当时，无论是社会上还是故宫内部，反对的声音都非常大。吴瀛就曾开诚布公地表示：“古物一出神武门的圈子，问题非常多，责任既重，闲话也多。”不过，在易培基的坚持下，第一批“国宝”还是上路了。

最高法院检察官朱树森造访故宫时，第一批古物刚顺利运抵南京不久。易培基、李煜瀛等人以为，发难者是冲着“国宝南迁”来的。不过，随后从南京发来的一封电报，令他们恍然大悟，原来捣鬼的还是张继夫妇。

一日，电报局将一封写着“长安饭店，朱树森先生”的电报送到了吴瀛家。朱树森当时已返回南京，电报无法投递。由于电报局的工作人员是吴瀛的朋友，知道朱树森是为故宫博物院而来，因此便将电报送给了吴瀛。电报上这样写道：

佳电缓办，即查古物有停运否？俾转政院，勿藉案停运。张嘱尹即来，费先筹给，程已保外否？并电复！烈蒸。

故宫众人分析，发电人“烈”，应该是最高法院检察长郑烈，“张”即张继，“尹”则是前文所述一直冲锋陷阵的尹起文。郑烈是张继的门生，他能谋得最高法院检察长一职多亏张继提拔。此番恩主有事相求，他自然是不遗余力。尹起文是张继太太崔振华介绍到故宫工作的，张继让尹起文速来南京，自然是要商议下一步的行动。

故宫博物院的缔造者之一吴稚晖看到这封电报后，怒不可遏。张继夫妇一回北平，他便拿着电报去找他们评理。面对吴稚晖的对质，崔振华恼羞成怒，不但直认不讳，还完全不顾颜面地撒泼打滚起来。这样一来，双方矛盾完全公开化，张继一方更加无所顾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