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本古籍，与上一代修复师对话

潘菲在修书时，会和书先建立一种感情，“就像新认识一个人”；修完了，她甚至会轻轻打个招呼，“嗨，我把你修好了”。有的古籍内容很有意思，潘菲会一边修一边看，她发现，有些事儿从古到今都差不多。比如，前两天修《元版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元代人就提到了“晚婚”，还说“可谓失东隅收桑榆”。这让潘菲颇有同感。

李屹东觉得，自己修书时是在和上一代修复师对话。“古代修复师也有不认真的。书页上有破洞需要补纸，一般补上去的纸就比破洞多出一毫米，如果多太多，一是不好看，二是会不平整。但有的古人拿着一张大纸就糊上去了。”李屹东说，“我们最怕上一代修复师不讲究，我们也要防止自己被下一代修复师骂。”

在过去，古籍修复有严格的师承关系，师父耳提面命，手艺代代相传，每位修复师都能上溯到当年的某位修复大师。这种师徒制度在今天的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修复室仍有仪式存在，每个年轻人进来，都会择期举行拜师仪式，指定一位师父。不过，给师父端茶倒水的旧式师徒关系已经消失了，主要是技术和经验指导；在将来，学校体系教学或将慢慢成为主流。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陈红彦说：“修复师以前一直被当成工人，不受重视，评职称难度大，所以造成很多人才流失。现在不同了，年轻人都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大部分拥有硕士学历，他们一方面跟师傅学，一方面把自己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用到工作中，比如用显微镜分析纸张纤维，用化学分析看颜料成分，这是以前做不到的，这是年轻人的优势。”

在2006年有一个说法，全国当时约有1000万册古籍，修复师约有100人，按这样的情况，大概需要1000年才能把所有的古籍修一轮。但书不断修，不断又有损坏，这个事儿永远完不了。

“来这儿是一件幸运的事。”李屹东说，“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里讲到，复制可以做到和原物一样，但缺少灵气儿，当你触摸到实物，纸张的纤维、粗糙，墨是浮在上面还是沉在下面，直接和你肌肤相亲，这是复制品无法企及的。有形的东西，你永远不知道它将来的价值在哪里，一定要好好保护。”

李屹东小时候想当一个艺术家，艺术家要创新，但现在修古籍不能创新，“你在古籍上创新就是破坏文物”。那会遗憾吗？“不遗憾，我能把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保护好就已经很成功了。”

我们都是普通人，过着柴米油盐的生活

《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的走红，也波及了“我在国图修古籍”的修复师们，这间修复室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但显然，人们对这个职业的了解还停留在好奇心的阶段。

每当亲朋好友问起，“你的工作到底是做什么的”，李屹东就答，“修书的”；如果再问，“到底怎么弄呢”，答，“就是粘吧粘吧”。

潘菲笑着说，自己是“搞古籍”的，而爸妈是“搞航天”的，双方处于一种“谁也不懂谁的友好状态”。有一次带妈妈去博物馆看展览，潘菲讲解，“裱画的时候要把画喷湿”，妈妈当时就震惊了。

工作之余，潘菲在每周的两个晚上，都会参加合唱团的排练。团里成员有金融行业、医生、老师、公务员……干什么的都有。“很多人认为，你干古籍修复，是不是都‘那样’，但其实我们都是普通人，工作和生活是两回事。同事们有各种爱好，越剧、合唱、钢琴、古琴、绘画、足球……”

有时候，李屹东也觉得自己和时代有一些脱节。“和大学同学吃饭，人家都在讲创业，什么P2P，C2C，O2O，我听得云里雾里。时代进步挺快的，我们仍然在和最古老的东西天天打交道。”李屹东说，“但北京就这点儿好，圈子很多，总有一个适合我。”

李屹东住在北京大兴区，每天上班单程地铁需要50分钟。在地铁上，他最常做的事儿就是看手机，“工作时看纸质书够多了，其他时间就看点儿手机吧，别被时代抛弃了”，但看到和古籍相关的内容，还是会格外关注。

李屹东说：“现在把做修复的都抬得跟世外高人似的，其实就是工作。只是人们太长时间没有接触这个职业，就给它贴上了虚幻的标签，非得和匠人精神联系在一起。其实哪行哪业不都得有匠人精神，敬业而已。”

在这间安静的文献修复室，除了古籍，年轻人们也经常讨论房价涨了跌了，炒面筋又有什么新的做法，话题充满了柴米油盐的烟火气。如果你有志于从事此业，潘菲还透露了一个好消息：“好多人说我们组的人长得年轻，大概是因为修身养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