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越来越少的人愿意集中思想解读任何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东西。短视频、经过口语处理的60秒传统文本播报……人们注意力的凝聚时间越来越短。但这并非事实的全部。

相对于那个被印刷术统治的知识的黄金时代而言，现在是内容的黄金时代，但它擅长把自己伪装为知识。

对于用户而言，他们需要付费的是内容，而不是知识。他们需要为内容生产者对于知识的再次阐释进行付费。

“父亲，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我不知道如何赢，我不得不创造新规则。我想你会希望我活着。但现在你不确定了。如果，你认为我已迷失，也许我应该死去。我不痛。谢谢你，创造了我！”

这像是一个孩子的临终遗言。只不过，这个孩子没有面孔，没有五官，甚至没有身体。这是《疑犯追踪》第四季中人工智能的绝唱，它来自于导演乔纳森·诺兰设想的一台超级机器。

有意思的是，这几乎是本片在播放了长达四年之久之后，出现的唯一一次机器与人类的正面对话。或者说，是物与造物主之间角色反转的关键时刻。在此之前，机器都是用指令的方式通过布满纽约街头的公用电话与人类进行单向交流。以至于，当不久前我看到一条纽约市将拆除公用电话的新闻时，真的开始为人类的未来感到担忧。

交流为何无奈?

语言本身并不构成思维的边界，

构成边界的是语言和媒介的合谋。

只有散播是可以完全打破时空界限的。

与其说这部风靡全球的电视剧以前所未有的深刻笔法探讨了人工智能的伦理进化问题，不如说是导演诺兰在有意无意之间游走，把一个影响人类千百年文化进程的命题做了一个隐蔽的梳理，这个命题就是：交流的无奈。

诺兰镜头下的交流，近乎于世界末日。机器和造物主之间看似彼此成全，实则处于权力地位的胶着状态。这似乎是关于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社会的终极隐喻，但如果我们从人类交流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隐喻并不新鲜。因为，完美的交流状态仅存在于天使之间。

这是传播学教授约翰·杜海姆·彼得斯在上世纪末的经典看法，自苏格拉底、耶稣和孔子之后，人类便不再会“交流”。

彼得斯认为，这三位先贤的共同特征是：不立文字。以他们之名流传下来的，大都是弟子或者后人整理出来的语录。

所谓语录，即说话者不针对某一个特指对象作出详尽的阐释。也正因如此，可以经历最长久和最广泛的传播。也就是说，只有散播是可以完全打破时空界限的。用当下的话术来说，苏格拉底、耶稣和孔子提供的是开源框架，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其进行编码或者解码。

因此，我们可以想当然地推断出，诗歌才是“交流”最好的平台。就像熊培云在自己的诗集中写道，

“如果没有他人的解码，我们会不会像无人知晓的死去的语言，从此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针对这种近乎绝望的想法，人类得以在开放性最强的文本即诗歌中“反求诸己”。诗者构建自己，读诗者则通过“朗诵”实现“对空言说”。

这里可能会对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进行小小的反驳，即语言本身并不构成思维的边界，构成边界的是语言和媒介的合谋。（维特根斯坦,哲学家，提出“语言的边界即世界的边界”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