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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辉:根据地救灾为抗战胜利提供保障

2017年02月28日 09:13 | 作者:唐晓辉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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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1945年全面抗战期间,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华北、华中、华南和西北等地先后建立19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自然环境恶劣,水、旱、蝗、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频繁袭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也一直与自然灾害进行艰苦斗争,形成了政府主导、党政军民全体参与、以发展生产为核心的救灾防灾新模式,既战胜了自然灾害,又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救灾

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救灾过程中,进行了高效的社会动员,在最大范围内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参与生产救灾,确保生产自救运动发挥更大效用。

为保证救灾工作顺利开展,根据地成立了各级赈灾委员会,各级党组织成为动员组织民众参与救灾的核心。因连年荒歉,陕甘宁边区于1938年9月成立边区赈济委员会。1940年3月,边区党委和政府发出《关于赈济工作的决定》,要求各县成立赈济委员会,以县委书记或县长为主任委员,负责领导与推动赈务进行。1941年底至1942年,旱荒肆虐华北,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决定将救灾作为中心工作,成立各级救灾委员会,统一领导,集中力量开展救灾运动,各级党委和支部展开救灾工作的讨论和具体部署,各种群团组织成为政府救灾动员的有力帮手,各个系统的宣传队、慰问团普遍开展救灾的宣传解释慰问工作,形成救灾动员的联动机制。

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采取减免民众负担、妥善安插灾民、发放急赈钱粮、提供无息或低息生产贷款、以合作社形式组织灾区民众开展运输和纺织运动等多种救灾举措,始终把民众利益放在首位,既解决了度荒难题,又极大地凝聚了民心,调动了群众抗灾救灾的积极性,使救灾成为“伟大的群众运动”。太行区政府在1943—1944年救灾中,减免公粮140500石,发放各种救灾贷款2000万元。陕甘宁边区政府在1939—1942年间,拨付救济粮7227.4石、救济款809746.8元。晋察冀边区通过合作社组织根据地妇女开展纺织运动,不仅为当地灾民谋了福利,还吸引了敌占区居民。河北省易县某区虽然遭遇旱灾,但无一人逃荒。而在敌人据点附近的居民,因不甘受敌欺压,纷纷移往县联社所驻村庄附近,靠参加纺织维持生活。

在救灾工作中,根据地采取组织动员、典型示范、物质动员、精神鼓励、文艺动员等多种形式,激发和鼓舞社会各阶层民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抗灾斗志和生产自救的热情。太行区遭遇旱灾后,政府号召大生产、订计划、度灾荒,人民剧团把各村订计划的办法写成快板,举行公演。1943年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同时举行劳动英雄大会及生产展览会,3万多群众参加,200多名劳动英雄受奖。12月9日,毛泽东参观生产展览会后,还接见了17位劳动英雄,鼓励他们在群众中广泛宣传自己的生产经验。在劳动英雄的感召下,昔日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也主动投身于大生产行列。晋察冀边区为鼓励捕蝗,实行奖励的办法,如河北省灵寿县规定:每挖蝗卵一斤,奖小米五斤。太行区以开展剿蝗竞赛、奖励剿蝗有成绩的干部、给打蝗群众借粮、用打下的蝗虫换取粮食等方式,推进剿蝗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太行区参加掘卵、打蝗、捕蝗的群众按日工计算有1000万人次以上。

政府主导是救灾胜利的根本

敌后抗日根据地虽然经济、科技水平落后,资源有限,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偏低,但由于政府对根据地的物质资源和整个社会运转的有效控制,使得自然灾害一旦发生,政府即可以非常手段对有限的资源进行统一管制、统一调配、统一利用,从而能够在艰苦窘迫的战争环境中集中力量救治灾荒,使社会尽快走上正轨。

粮食是灾后最短缺和最急需的物品,政府对粮食的调控能力对救灾成效具有决定性影响。酿酒和制糖是陕甘宁边区民间传统手工业,据不完全统计,全面抗战时期,边区有大小酒坊250余处,每年消耗粮食10万石以上。边区政府曾多次发布训令、布告和法律条例,禁止粮食出境,严禁蒸酒熬糖,“如有故犯,一经查获,粮食全部没收,人另惩办”。冀中在1939年夏秋大水后,1939年7月到1940年4月,政府共动员62万人参加平原调剂山地的运粮斗争,完成1900万斤粮食的运输。太行区素有“东人吃西米”的传统,粮价东贵西贱,货币比价则是东高西低。全面抗战爆发后,这个特征更加显著。1942、1943年旱灾发生后,太行区政府利用粮价和币值的差额,集中于西线购粮,到1943年4月,完成购粮210200石,超过原计划的40%。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太行区将12万石粮食调剂给敌占区和游击区的灾民,以换回必需品,调剂根据地灾区粮食共89133石,本地零星调剂6657石,总计95790石,为保障灾区人民度过灾荒起了重要作用。

各根据地安置、安插灾民的举措,体现了政府对社会的强大控制能力。一旦遭遇天灾,灾民流动势不可免,根据地政府即出台相应的灾民安置和流动办法。太行区曾规定,非灾区安置灾民的数目应为当地居民数的3%。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太行区安置灾民最多时达到3万余人。为组织灾民迁移,太行区还在沿途设置很多招待站,每三四十里设置一个。安置灾民的地区,则组织灾民参加各种生产,介绍各种职业,发给必要的食物,吸收他们参加政治教育活动,使他们享受村民应有的权利。一位来自敌占区的灾民感动地说:“根据地是另一个新世界。”陕甘宁边区为妥善安置来自边区内外的难民,成立难民收容所,创办难民工厂等。1940年起,制定一系列政策和法规,对难民的移入和安置作出明确规定,使难民的移入工作更加有组织、有计划。1941—1944年,陕甘宁边区共安置来自边区内外的难民85815人,使其很快融入边区社会生活中,促进了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

编辑:邢贺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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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唐晓辉 根据地救灾 抗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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