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我与国家图书馆半个多世纪的西夏之缘,感慨良多。国家图书馆在西夏文献收藏、保存、整理、服务和研究方面作出巨大贡献。正是因为这些文献资料,我得以走近西夏,走近西夏学。

1962年我考取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生,师从著名西夏研究专家王静如先生学习西夏文。记得那时到琉璃厂去看书,看到有1932年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民国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先后出版了3个专号,一是《永乐大典专号》,二是《圆明园专号》,三是《西夏文专号》,可见馆藏西夏文文献学术价值之重。《西夏文专号》内容丰富,包括著名凉州碑的发现,黑水城被俄、英探险队的盗掘,宁夏灵武西夏文文献的出土和入藏北京图书馆的经过,还有中、俄、日专家介绍、译释、考究部分西夏文文献的佳作,更有著名佛学专家周叔迦先生整理的馆藏百部西夏文佛经目录等,图文并茂,不啻一部小型的西夏学百科全书。我一边学习、研读西夏文、汉文双语双解的辞书《番汉合适掌中珠》,一边认真阅读此专号,西夏文识读水平渐长。1964年王静如先生与著名敦煌学家常书鸿先生,领衔考察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的西夏洞窟,我负责在各洞窟中搜寻、抄录西夏文题记,并做译释,已能圆满完成任务,其中就有《西夏文专号》作为教科书的功劳。

“文革”期间,我被下放到河南省息县“五七干校”,将《西夏文专号》也带到“干校”。我白天参加“运动”的大小会议,晚上便于宿舍二层床上落下蚊帐,看《西夏文专号》中的西夏文文献。在蚊帐内昏暗灯光下,夜复一夜地默读、解析已死亡的文字,欣赏古旧的西夏文献图版,颇有青灯古卷的感觉,似乎陶然走进了数百年前的西夏王国。这又像做“地下工作”,白天晚上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这段经历使我提早恢复了几年的西夏研究。

后来,“干校”撤销,“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人员返京,我开始有计划地搜集西夏资料并开展研究工作。当时,国内西夏文资料主要藏于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北图善本部民语组的黄润华同志为我阅览西夏文文献提供了很多方便。因西夏文是善本书籍,我得以单独在一小房间里阅览。我至今记得黄润华同志第一次提取出西夏文文献时的情景。只见他提来一个稍微泛黄的白布包袱,打开包袱皮后见到黄色牛皮纸的包皮,再打开后,眼前一亮,便是期待已久的西夏古籍。这些装帧考究、古色古香的民族文化遗存,散发着古代文化的魅力,使我领略神奇,感到震撼。

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天早晨从西郊赶往北京图书馆,“潜伏”于斗室内,盘桓于古朴的西夏文文献之间,悠然自得地整理这批古籍。我每天中午凑合啃一点干粮,下午闭馆后再回所。我将馆藏120余部西夏文佛教文献一部部阅览,并仔细登记,全部做了卡片,抄录了部分资料,还将一些西夏文佛经的序、跋、发愿文、题款等,向图书馆申请拍摄成23张照片。其中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有一幅西夏译经图,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幅译经图,上有西夏文标明主译者、助译者和亲临译场的皇帝、皇太后的名字。1979年我据此撰写了《西夏译经图解》,发表在北京图书馆出版的《文献》第一辑(创刊号)上。此后又发表了《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等论文,构架出渺远的西夏佛教史主体框架,为此后我撰写《西夏佛教史略》一书打下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学术风气渐开,长期沉睡在图书馆里的西夏文文献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国家图书馆有意进一步保护这些珍贵古籍,邀我再次整理馆藏西夏文文献。馆藏文献与20世纪30年代已有增减变化,要尽量厘清原委;有的页面断开、顺序散乱的文献要排好次序;有的同一文献断开后,被放置在不同的卷内,要注明、接续,归为完璧;有的残缺页面,要查明残缺的起讫和页数。这是又一次对馆藏西夏文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后来我和黄润华同志合写了《北京图书馆藏西夏文佛经整理记》,记述了这次文献整理的概况和收获。

自《西夏文专号》出版以来,西夏文文献释读有了大幅度提升,出土于黑水城、藏于俄罗斯的大量西夏汉文和西夏文文献陆续出版,西夏学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2002年,我与主持《国家图书馆学刊》的王菡女士筹划于《西夏文专号》出版70周年之际(2003年),再出刊一部新的西夏文专号,以期进一步推动西夏研究。当时我们向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汇报,先生鼎力支持,并作出具体指示。《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出版,汇集国内外著名西夏学专家撰著论文,以西夏文文献或文物考释为主,反映最新研究成果。

随着国家对文化投入的加大,国家图书馆对善本书增加了保护措施。2011年,国图制作新的楠木书盒、书柜,睡在布包袱里的西夏文古籍也换上了新装。看到这些珍贵文化遗产有了安身立命之处,而且近年来西夏学由冷门学科逐渐成为学术热点,我感到十分欣慰。

(作者:史金波,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