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曾经披露,为防止衡水中学抢生源,衡水周边的一些县市高中,趁初三上学期刚结束,就把一些成绩较好的学生录取为高中的“直升生”。有的县甚至专门发文,禁止机关单位子女到外地就读高中。但这些地方的“盾”再坚硬,也敌不过衡水中学的“矛”锐利。衡水中学的“生探”无孔不入,很多优秀学生还是被他们弄走了。我去采访过的湘南一县级市,为了防止外面的学校尤其本市规模巨大的两所民办中学从各乡镇挖生源,使出奇招,规定小学六年级学生转移到乡镇初中读书,交由乡镇初中管理。

优质生源流失的同时,伴随着一批优秀老师的出走,把县乡教育推入恶性循环。10多年前,我在洞庭湖区走访时,不止一个县的教育局长向我诉苦道,如果把这个县外流到省会的优秀老师组合起来,操办一个办学质量较高的规模学校,人手没一点问题。在当地,高中缺老师,就只能从初中老师里挑；初中缺老师,就只能从小学老师里挑。教育局长说,县乡教育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县乡尤其是乡镇学校的生源大幅减少。试问:县乡教育被“超级中学”冲得七零八落,更多的“穷人”孩子怎么能接受较好的教育呢?毕竟,衡水中学体量再大,也只能摆得下一部分课桌。

有人赞同衡水中学模式,觉得它帮助穷人、落后地区的孩子实现了梦想。但问题是,衡水中学到底有多少孩子属于“穷人”的家庭,属于落后地区呢?衡水中学是否有过统计,可否对外发布一下这个数据呢?去年,国家认定的扶贫标准是农民人均年纯收入2300元,这个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把更多低收入家庭纳入进来。像衡水中学这样的“名校”,大多分布在省会或部分地级市。这些年加速度聚集了大量的外地学生,他们的家境,当然也有条件很艰苦的,但可以说绝大部分条件不在“穷人”之列。

这个判断,既与我们接触了解的情况一致,同时也符合当前的应试教育逻辑。相当一部分孩子应试教育的分数,是家长掏出不菲钱财参加各种培训换来的。“穷人”的孩子有多少能承受得起这些培训呢?相比而言,要求高校招生时,拿出指标,定向对贫困地区降分招录的政策,让“穷人”孩子受惠的效果可能更实际一些。

最近,我担任了一次面试的考官。其中一名考生,就读于一所名牌大学,简历显示她毕业于衡水中学。她对学校印象最深的是,学校每天把时间精确划分,每个时间段要做的事规定得很清晰。学校设置了每天晚上“看”电视新闻的时间段,但她记得班主任经常站在窗户外面盯着学生,如果谁老是抬头看新闻,就要上“黑名单”。虽然她反映的情况只是个人的感受,并不一定是衡水中学各位班主任的普遍现象,但多少也能够传递一些信息吧。

尽管衡水中学对外宣称它是推行“责任教育”,也举出了一些素质教育的成功之例,但不能否认它使用的管理手段,如同半军事化,它培养的方式,类似流水线式。这样的管理、培养方式,是否尊重学生的个性,如何因材施教,怎样激发帮助孩子们为长远的“阶层流动”打下坚实的基础呢?很遗憾,这名毕业于衡水中学的“985”名校大学生,最终没有通过面试。最终的面试通过者当中,有一名湖南本地“二本”的学生。从综合素质看,几位面试评委都认为,这个“二本”的学生超过不少名牌学校的大学生。

20世纪80年代末,在我们读高中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常被用来形容高考激烈竞争的景象。30年过去了,像衡水中学这样的应试“名校”,因为工于“过独木桥”,仍然风光无限,万众瞩目,这不由得令人感慨应试教育的顽强生命力。当应试教育的机会和天价学区房、户籍等捆绑在一起,应试程序上的公平,反而成了固化阶层利益的利器。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穷人”的孩子而言,优质的职业教育对他们而言是一条更为现实的道路。社会阶层的流动路径应该有许多条,为什么仅仅是应试教育“华山一条路”呢?“钱学森之问”难道不是对应试教育效果的拷问吗?应试教育程序公平的盛名之下,耗费了多少社会资源,裹挟着多少孩子、家长的无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