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湖南一位七旬老人，被自己退休前的单位要求开“健在证明”，派出所出具证明后，批评该单位“对退休职工的生老病死漠不关心”，同时建议，少要求老人开奇葩证明。

虽然事情得以解决，但大家仍很是担心：像这种单位要求老人开健在证明，老人能够亲自前往派出所的，属于最容易解决的一类，即使工作单位对原有的老职工漠不关心，不愿意让工会干部上门探访一下，那么，还有派出所兜底。但是，如果是失能老人，有行动不便、失语、糊涂等症状，又该如何解决？曾经有家属为了给老父亲取钱治病，不知道老人存折的密码，结果，硬是把病重的老人从医院抬到银行，以证明自己与老人的亲属关系……

曾几何时，各类奇葩证明层出不穷，媒体报章纷纷予以报道和指责。在国家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许多奇葩证明已经大为减少，但是，仍有“顶风作案”的情况出现，为了一己之私而罔顾群众的困难、奔波，这样的懒政行为，不仅应该受到舆论指责，更应该受到行政处罚。

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取消各类奇葩证明，让百姓少走弯路。可为什么仍有奇葩证明出现？产生的土壤是什么？

除了懒政思维作怪，各个管理部门之间各自为政，造成了职能部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信息壁垒，也是重要原因。对于要求证明老人健在、我是我、我妈是我妈等等奇葩的要求，如果能够做到信息共享，应该有相当一部分得到顺利解决，而在如此一个信息社会，信息共享应该不是什么难事。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也与我们的行政管理过于繁复有关，同一件事情，负责的部门多了，往往就容易形成互相推诿的局面。真正的简政放权，恐怕指的就是这一层面，可这一层面的改革涉及多方利益，难度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