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电影拍了出来，甚至放到葫芦岛戏剧家协会做了展映交流，专业人士也依旧不看好这个男孩。当地专家直言，“看他的身体状况，艺术道路恐怕不会很长”。还有的人觉得，科班出身的导演都很难有成就，更何况这样一个纯靠自学、身体又不便的小伙子。

可姚凯不服气。为了电影梦，他有些疯魔。彼时央视有心理咨询栏目，他一遍遍拨打栏目热线，诉说自己的情况。栏目的主编被这个孩子一遍遍的诉说打动，成了他的老师，不仅教他业务知识，还帮他联系资源，给他职业发展的指导。

他用最笨的方式提升自己。看专业教材，观摩片子，有时彻夜不眠。本地的专业人士怀疑他的能力，姚凯瞒着爸妈，鼓起勇气挨个打电话向人家请教。很多专家的态度被改变了，有的人被这个小伙子的经历、毅力打动，还有的领导惊奇地发现，这个小伙子说起专业名词、理论分析来头头是道，一点不比科班出身的差。

唯一被蒙在鼓里的是当时不太支持他搞影视的爸妈。他们奇怪地发现，家里每月三四十元的电话费暴涨到了100多元。

他们二人最后也被姚凯“征服”了。戏剧家协会的老师们为姚凯联系了剧组，甚至招募来了免费的演员。一大拨人到了姚凯家，“人家都不要钱了，吃饭我们总要管吧！”父母从反对到无奈，最后也成了姚凯的拥趸。

姚凯说，自己这么倔，其实真的有些“没脸没皮”“没心没肺”，他也知道有的人看不起他，“那些都无所谓，谁也代替不了自己”。拍电影最重要的是实践机会，可他天生就落在了人们后面。“同样一笔投资，一个健全人和我，老板肯定愿意给前者。”姚凯很清楚自己的劣势。

为了给微电影艺术节拍摄投稿作品《街角》筹资，姚凯一头扎进了县委大院。在县委门口，门卫不让他进，这个小伙子就拉着人家说，“我这副身体，能是闹事的吗？”门卫这才记起了这位残疾导演，让他进去了。可谁也没想到，姚凯找不准哪个领导管这事，就直接去敲县委书记的门，还真的获得了县委书记的支持，拿到了6万块钱的经费，拍出的微电影也得了奖。

姚凯的倔劲儿改变着自己，也改变着别人。拍电影的时候，他每天就休息四五个小时；在工作室做后期，姚凯早上9点就来，晚上9点才走。曾经有和他合作的人感叹，“坐了30多个小时的车，下了车，（姚凯）还要拉着你谈剧本”。

很多人被这股倔劲儿打动。姚凯曾想拍微电影，在家乡联系投资，问门窗厂、钢铁厂甚至卖豆腐的，是否需要植入广告，人家都拒绝了。可他的热情最终打动了民政局，下属的托管中心给了他投资，让他以托管中心的故事，又拍出一部微电影《花海》。在葫芦岛当地的残联，姚凯也是叫得上的名字。新任理事长到任，专门打电话询问姚凯的情况，还专门派助手帮着一起找投资、找剧本。

姚凯需要坚持的地方还有太多。 他这些年拿的证书、奖杯把家里的一面墙壁填得满满的，可真正愿意给他投资的人依旧寥寥无几。面对复杂变幻的商场，这个小伙子经常手足无措——有一次，他作为制片兼导演，做商业电影的机会就在眼前，甚至连合同都签了。可关键时刻，资方和编剧发生了矛盾，他作为制片，却不会协调。最终，合同流产了。

这样令他绝望的时刻不在少数。他曾信誓旦旦地要为白血病患者拍公益微电影，也发起了众筹。结果，众筹机构把他的项目放在首页推广，却只募捐到1300多元。这其中，有领投的1000元，还有朋友们捐的好几十元。

家里的条件也令人担忧。父母都是工薪阶层，家里有需要赡养的老人，姚凯还有一个弟弟。单是一台两万多元的摄像机，就让家里压力巨大。

有时候，姚凯也会嘟囔，说自己这些年是从压抑中走过来的。有时候思考人生，越思考越痛苦，很难高兴。

这是他鲜有的脆弱的时候。在更多关头，他依旧想当那个倔强、勇敢的姚凯。

曾经面对镜头采访，他说自己或许会开个商店，边补贴家用，边拍电影。可这次面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却狡黠一笑，说当时的那些话不过是“缓兵之计”，缓解周围人的担心，也减轻自己的压力。在他的内心深处，自己要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拍电影的想法从来没有变化。他就是这么倔强。（程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