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消息，万春芳和亲戚们休息不超过一天，就立刻出发。没有汽车，他们换了自行车、摩托车，终于赶到了60公里外的林州市。只要有桥，万春芳就走下去看，像不像有人住过。有一次在一个不足5米宽的桥洞底下，她亲眼看到沙地上有一行潦草的字，“看上去像是我父亲的名字”，苦寻几日的她浑身颤抖，觉得有些希望，但最终也还是没什么结果。

父亲这根顶梁柱没了，生活的重压扑面而来。追凶让万春芳离原来的生活轨道越走越远。原本想做幼师的她放弃了学业，因为“情绪起伏太大，怕耽误孩子。”她当过保姆，卖过手机，还因为“总发愣”丢了一部。最后，她跟着亲戚出去，成了村子里第一个去南方打工的年轻人。

她成了一名普通女工，上了流水线，一天做12小时工，“像羊一样”待在工厂的圈子里，每个月等待发工资那天。她摆脱不了失去父亲的阴影，在做工时会突然哭出声，别人开玩笑的一句“神经病”在她耳中也仿佛说的是自己。

在同乡尹雪（化名）的眼中，这个当时只有17岁的女孩透露出和年龄不符的穷酸、老态，成天哭丧着脸，不爱说话，攒的钱从来不买新衣服，每天最多舍得买5角钱的粽子当早餐。

她满脑子想着赚钱，认为“有钱了事就好办了”。在电话亭用IC卡打电话时，她才会用家乡话询问母亲和爷爷，“凶手找到没有”，但家乡亲人的回复都是否定的。

在家里种地的母亲和爷爷常常去派出所询问，但得到的回复总是“人都跑了，我们也没办法。”

曾经是万广庆案出警人的当地警察郭绍平，和当年的辉县公安局特警薛姓大队长之前都向《民主与法制时报》表示，他们为追凶付出了巨大努力，除在辉县寻找秦鹏外，还在安阳林州市以及山西省寻找，但始终无下落。一两个月后，警方将派出的警力收回。

渐渐地，亲戚们也一个一个地回到自己的家里，万春芳理解他们，“大家都不容易，有一大家子要养活。”

但她和爷爷不肯放弃。回家时，万春芳常常等夜深人静后，跟着爷爷绕过半个村庄，去秦家屋子听墙根，试图寻出一些端倪。

因为“听力没爷爷好”，年少的她在黑暗中蹲着，竖起耳朵努力地听，却依然什么也听不到。

直到现在，在已过世的爷爷留下的破旧不堪的万年历里，还留着当年每一次的追凶记录。从1997年案发当日起至1998年万春芳去深圳打工期间，红蓝色圆珠笔把日历的空白处标注得密密麻麻，每次只有一句话：“×月×日，追凶至某地，路人说见过”。不多一词，也不少一句。记录一直延续到秦家人搬走。

最后一次追凶，是他们听到传闻说秦鹏逃到了山西。祖孙俩就一路向西出发，“翻过一座又一座山”，来到山顶上一个没几户人家的村庄。没带干粮，爷爷央求村民给自己的孙女盛了一碗稀饭。然而，追凶却在这里断了线索。万春芳不记得那天自己的脚有多酸，只记得自己的心沉沉地坠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