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5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三去一降一补”已取得了重要成绩，但是对本轮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其时间之长、烈度之剧，我们应有充分的应对。

和上世纪末的经济结构大调整相比，本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涉及的范围更广、对象更多，背景和环境也大不相同。总的来说，有利条件是，我们的综合国力已今非昔比，即我们的“家底”厚了。上世纪末，我国的GDP约1万亿美元，2016年，我国的GDP已超过11万亿美元；1999年，我国人均GDP为865美元，2016年超过8000美元，国民收入大幅提高；1999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约6万亿元；2016年，居民储蓄余额增长到近60万亿元；同时，作为我国经济支柱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资产、资本总量，也增长显著。

在看到上述有利条件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挑战之巨大：上一轮调整中，数千万下岗、转岗职工在经历了短期痛苦之后，迎来了较长时间的经济景气期，在经济整体走好的环境下，大部分下岗人员通过社会帮助和自身努力实现了再就业，更多的下岗者通过分享股市、期市、房市长期上涨的巨大红利而化解了自身的困境。但眼下，经济进入新常态，本轮调整处于全球经济和我国经济深度调整共振周期之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我国经济“L”型走势仍在深度筑底的区间，过去那种靠“造富”摆脱困境的机会和空间被极大压缩，此为挑战之一。挑战之二，我国经济正从资本净流入向双向流动转变，由此带来了就业趋势的趋紧。外资以流入为主向双向流动转变，国企、民企“走出去”的步伐加快、规模加大；民间海外投资热情仍然处于亢奋期；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乃至近期“美国优先”“欧洲优先”之声回潮，将对我国就业市场形成更为不利的影响。高端回流和中低端分流同时成为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新挑战。挑战之三，本轮调整中最大的群体，正是数量处于绝对多数的低收入群体，因此，新的就业机会就成为他们最大的刚需和期盼。对此，第一要防止视而不见，淡化、掩盖问题和矛盾；二是不能简单粗暴，沿用过去的“壮士断腕”口号，壮士虽壮，但壮士之腕也经不起一断再断。

为此，我们认为，重大经济结构调整，需要附以重大社会领域改革相匹配，谨提几点建议：

大力为“双创”保驾护航。改革进入深水区，离不开法治保障。目前涉及“双创”的政策不少，要避免各自为政、碎片化，及时把其完善成法律法规，走向法治化、规范化和常态化道路。比如，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等法规需要进一步完善，让创新主体有更多获得感；一些滞后于形势、人为限制和压缩“双创”市场开放及双创者积极性的条款，需要花大力气修改调整。其次，持续推进简政放权，破除在实际管理行为中出现的“城市优先”“本地优先”“国企优先”等潜规则，对在创业创新市场门槛外设立的一些理由，冠冕堂皇而动机难以服众的行政许可，应切实取消。行政需有所作为，但更多要靠市场，靠市场的开放和拓展。最后，大型和骨干国有企业要与其他创新主体协同发展，形成合作共赢的创业创新链，带动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共同发展。一言以蔽之，就是双创要立法，市场要作为，国企要担当，民企要积极。

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升级。上一轮调整期，我国的城镇化率仅约30%，城镇就业人口2.24亿；2016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7%，城镇就业人口达3.93亿；十几年间，两亿农民进城，数千万乃至上亿“农一代”“农二代”们为城市发展作出了贡献，理应获得相应的社会保障。面对调整之痛，维持乃至提升弱势群体的基本社会保障，无论从道义还是现实的需要而言，都是政府工作的当务之急。面对当前捉襟见肘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应加强教育和医疗设施等公共服务的投入，加快社保制度的衔接和整合,同时，提高国资国企对全社会的回馈和反哺。

充分释放要素资源活力。在人力资源方面，我国人口红利已接近尾声，发展进入刘易斯拐点，核心是提高生产力、增强竞争力，核心之核心，就是对人进行大规模的培训。我国要强调大规模培训，加快推进职业教育体系升级就是其中一个有效途径。上一轮调整的经验表明，职业教育能为遭遇调整群体提升职业技能、增加再就业竞争力发挥更多作用。为此，要加快建立职教和普教高教一体，院校和企业一体，职教和产业、行业一体，职教人才和其他人才一体的新型职业教育体系。在土地资源方面，加快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推进土地确权，引导土地有序流转，增加市场定价能力和市场化运作的使用权，盘活土地生产要素。在资本方面，我国的居民储蓄率世界最高，也是最大的外汇储备国，要将资本的活水引入实体经济领域，为实体经济“推陈出新”奠定坚实基础。人力资本要解放，土地要激活，技术动力要发挥，金融与实体经济要靠拢，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共求。

（摘自6月30日《联合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