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一词的含义存在许多种解释，本文取其治国理政基本原则与规定之狭义。中国传统制度文化，是诸子百家思想在政治社会层面汇集与融合的产物，是儒家、道家、法家等主要思想流派融合的结晶。

因革损益 随时变通

自汉代以后，外儒内法成为历朝历代实际的指导思想，儒法两家汇合起来形成的制度文化总体上是居于显处的，而道家思想在传统制度文化中则居于隐秘或者说深层之处。无论是治国方针、为君之道、安民之道、用人之道，以及落实这些治国方略的制度法规，后人往往看到儒法两家的显著影响，却不易探究道家在其中发挥的隐幽而深刻的作用。

道家像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从治国方针和制度精神方面贡献特殊的思想和智慧，既有对现实政治和制度的深入批评，又有许多建设性的策略和思想。尤其是由儒入道、采儒道互补思想的东晋人葛洪，其所著《抱朴子·外篇》中许多篇章都是讨论治国理政的言论，对于传统制度文化的塑造影响颇深。例如，关于用人，葛洪认为明君要“劳于求人，逸于用能”，而不可独统万机，亲总细务。他不同意“臣贤于君者，不可任”的观点，指出“汉高决策于玄帏，定胜乎千里，则不如良、平。治兵多而益善，所向无敌，则不如信、布。兼而用之，帝业克成”。汉高祖刘邦之所以能够建立帝业，关键在善于用人，用张良、陈平决策，用韩信、黥布治兵。在治国实践中如何选官用人、如何构建良好的君臣关系，葛洪总结的这些原则都落实到了制度建设之中，对于后来帝王治国影响颇深。

具有道教背景的思想家对于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的贡献，更在于其因革损益、随时变通的思想。葛洪在《抱朴子·用刑》中提出，“欲以太昊之道，治偷薄之俗；以画一之歌，救鼎涌之乱，非识因革之随时，明损益之变通也”，不懂得随时变通，就如同“刻舟以摸遗剑，参天而射五步”那样滑稽可笑。他用“刻舟求剑”、“指天而射”两个寓言故事，强调了礼法政刑随着世变时移而因革损益的原则。这种思想也成为中国制度文化的主流精神之一。

因世更化 与时俱进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因与革是认识制度演进的两个向度，二者缺一不可，是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的关系。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中，有时侧重因循守成，强调恪守祖宗之法和祖制祖训，例如北宋真宗以后形成的祖宗之法，明朝对洪武祖制及皇明祖训的遵循。有时又侧重损益变通，例如汉武帝时董仲舒进《天人三策》提出全面“更化”理论，宋神宗时王安石提出“祖宗不足法”的变法主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对制度改革和创新有重大贡献的人，往往是思想家、经学家，他们对历史和文化传统都有着透彻的理解。

董仲舒的“更化”理论，以总结“天人之征、古今之道”的《春秋》为指导思想，以“奉天而法古”为基本准则。要从理论上奉天，就必须从实践中法古。而所谓“古”，在董仲舒看来，主要是指上古尧舜之时，即使是夏商周三代，也不足以成为最高目标。只有上古的尧舜，才是至高的圣人。他之所以要把治国的目标定得那么玄远，似乎可望而不可即，就是要强调教化的过程。太平之世，制礼作乐，是一种伟大的政治理想，永远为这个理想而奋斗，才能不断进步。董仲舒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并非主张治世之道不须更张，而是强调彼时天意已变，需要全面“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