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到“五一”，梁家的房子没有完工，左挪右借，没凑够彩礼。赵家放出话：“最多宽限一个月，盖不好房，拿不出钱，别想结婚。”老梁咬着牙，一边加快盖房进度，一边贷款付彩礼，还从商店赊了100箱礼品，装上小货车。

6月2日，终于要办喜事了。梁家张灯结彩，准备娶亲。凌晨时分，突然接到赵家的电话：“孩子生了！”

“丢人现眼！”老梁闻听消息，气得跺脚，只得取消婚礼，匆匆把娘俩接回。

过了俩月，小赵的哥哥添了胖小子，叫她回娘家办喜事。张桥村离鹿邑县有十多公里。小赵嫌路远，半开玩笑对公公说：“进门前，您还答应给俺买辆汽车哩。”老梁一听，没理儿媳，头也不回就走出了家门。当日凌晨，他用一根麻绳，无声无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的时候，不到50岁。

“他爷爷走后，日子过得艰难。儿子、儿媳妇到外地打工还账，到现在没还完。”老田说，谁家不娶媳妇、不嫁闺女？那么多年立起来的老规矩，谁能挑头捅破？

彩礼咋就长了翅膀

田艳，张桥镇岭子朱村人，说媒十多年。对“押帖”的规矩，十里八乡没比她熟的。

“七八年前，‘押帖’只要七八千，最多‘万里挑一’，也就是一万零一。3年前，彩礼像长了翅膀，变着花样儿飞涨。”田艳嘴快，细数历史，头头是道：2014年两万一千八(两家一起发)，2015年六万八(既顺又发)，2016年十万零一(十万里挑一)、十五万八(要我发)。礼金之外，还要买10万元以上的小轿车，新盖二层楼，不少还得在县城或市里买10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

彩礼为啥一路走高？主因是男多女少。“在农村，整条街看不到几个女孩，村村如此。”张桥村一位农民担忧地说。到村委会，翻开张桥村的统计簿：全村适龄未婚青年80人，男青年有60名。女青年外出打工，不少嫁到了外地，加剧了男女失衡。

“前些年，都想要男孩，不稀罕闺女，现在问题来了。一到过年、麦收——相亲说媒的旺季，谁家有个闺女，门口能排几个小伙，一个挨一个‘面试’，跟‘选美’似的。”田艳说，去年春节假期的一天，她曾带着4个小伙去同一家相亲。

闺女金贵，彩礼不断加码。于是，男方外出打工挣的钱，全拿回村盖楼。楼盖好，娶了媳妇，再一起外出打工，把空房子扔在农村。偌大的二层楼，只有老人和小孩留守，“一楼住人，二楼养鸟。”

对近城区的农村小伙、经济好的家庭，女方要得较少；越偏、越穷的地方，规矩越多，女方要得越狠。在偏远乡镇，父母怕女儿嫁过去吃苦受穷，对男方“爹娘老的不考虑，弟兄俩的不考虑”；除了彩礼，外带上轿礼、下轿礼、要“好”礼、改口费，以及牛羊肉、肘子、烟酒、果品。村里人调侃：“嫁个闺女，够开一个小超市了。”

田艳说过一个媒：女孩的父亲因伤残不能劳动，家贫如洗；哥哥过了婚龄，仍没对象。提亲时，女孩的母亲央求田艳，向对方要10万元彩礼，好给自己的儿子盖房娶亲。男孩父母口头上答应，但走后再没有下文。无奈，女孩与男友洒泪分手。

在农村，面子看得比啥都重。相互攀比，推高彩礼。有一年春节，田艳保了两个媒。赶巧，俩小伙儿同村，俩闺女同村。第一家先“押帖”六万六，第二家后“押帖”八万八。头一家忽然觉得没面子：“一块长大的闺女，凭啥俺比她便宜？”要求追加彩礼。男方不同意，女方“任性”退亲。

“不光女方要面子，男方也死撑面子。”柘城县红娘协会副会长杨鹏谈起一桩婚事：姑娘比小伙大6岁，着急结婚，明确表示不要彩礼。男孩父母坚决不同意，非要送六万六。是男方“不差钱儿”？并不是。男方贷款买房，借债送礼，塌了不少窟窿，之所以硬挺，就一个想法：娶媳妇是大事，不能让人家看不起。“有些小伙的个人条件稍差，过了25岁找不到媳妇，爹娘都不好意思去别人家串门子、赴喜宴。为娶个媳妇，情愿勒紧裤腰带，多出彩礼。”

因为拿不起彩礼，不少农村男青年长期单身，甚至成了“终身光棍”；不少农民家庭因婚致贫、因婚返贫，影响到脱贫攻坚。

让党员干部打个样

记者赶到花马李村，村支书李传伟的妻子，赶紧出门，躲着不见。

李传伟坐在板凳上，点着烟，狠吸了几口：“移风易俗，俺媳妇支持。党员干部不带头，群众工作不好做。”

一旁的干部插话说，李支书嫁闺女，少要彩礼、节俭办事，在家顶了不小的压力。

年前，闺女定亲。男方按“老规矩”，要送六万六到李传伟家。

“谁家闺女不出嫁？都要高彩礼，恶性循环。”李传伟打定主意，降低彩礼，又怕妻子这一关不好过。

他先到镇党校，听了一堂移风易俗党课，回来给妻子传达政策。妻子的脸一黑，不吭声，给李传伟来了个“闷头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