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作另有题名为“敦煌佛爷庙偶成”，也点出了“戈壁中之小庙”所在。“三十年前赴西北考古”，说的是1943年春，夏鼐参加了第二次西北科考团，从李庄研究所出发，整整六十八天后的5月19日，他们才抵达敦煌。佛爷庙距敦煌县城十五公里，5月30日入驻，7月30日因酷暑撤离到千佛洞，科考团在佛爷庙住了整整两个月。寂照寺在四川彭山，是之前史语所和中博院合组的川康古迹考察团发掘汉代崖墓之地，两人年轻时有峨眉山做伴同游之举，此诗有相思之意。

老同学聊些什么？得说说毕业后的经历。“自从清华毕业后，改搞冷门”，说的是一桩往事。夏鼐1934年自清华历史系毕业，论文方向是“清代长江中下游田赋问题”，后刊登在1935年第十卷二期的《清华学报》上，题为《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此文下了大工夫，他也因此对近代经济史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毕业前夕，系主任蒋廷黻与夏鼐深谈，蒋以为进研究院更好，但夏鼐又考上了清华的庚款留学，然而却是考古学专业，这让他十分纠结。

1935年3月，在李济的安排下，夏鼐以实习生身份参与了梁思永主持的安阳殷墟西北冈墓群发掘，其间并不愉快，日记中记载了心绪：“无疑的，我是不适宜于田野工作的，这不是指体格方面而言，而是指生活习惯而言，我的素养使我成为书呆子，关于统治工人及管理事务各方面皆是一个门外汉，勉强做去，未必见功，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可想呢！”当听闻留美专业中有经济史一门时，他人心思动，托人多方打听。

5月初吴晗来信，谈及与梅贻琦校长的接洽，“梅意见如欲考经济史，则必须放弃考古学，因兄为本校学生，如一通融，必将引起各方责备及纠纷也”。眼见已无回旋余地，好友建议“事已如此，为兄计只能咬牙硬干，如抛去去年已得之物，另寻生路，毕竟不大妥当也”。5月8日接王栻来信，“仍是说梅校长坚决拒绝我无条件的投考经济史”，5月14日，夏鼐接到梅校长的来信，殊无二致，“我恨不得赌气抛弃考古学，但是仔细一想，却又不敢，我只好任命运的摆布了”。于是5月20号给梅校长写信，表示接受考古学的安排。夏鼐没遂蒋廷黻的愿，王栻倒是进了研究院，毕业论文为《清朝三品以上大臣之身家背景》。当然，成为蒋氏门生是福是祸，当年完全不可预见。

老同学聊些什么？还得说说近况。比如，正火热的“文物外交”。虽不如之前的“乒乓外交”名头大，但文物也为破冰出力甚大。1970年前后是地下文物井喷式大发现的开始，1968年河北满城出土“金缕玉衣”，1969年甘肃武威“马踏飞燕”面世，1971年7月，周恩来批准了郭沫若《关于到国外举办“中国出土文物展览”的报告》，并很快成立了展览筹备小组，夏鼐为成员之一。展览正在筹备，1972年初的长沙马王堆，4月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又接踵而至。1973年5月8日，1949年后首个文物出国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在巴黎开幕。6月8日，另一批展品相继在东京和京都展出。而信中所称“洋务”“受洋罪”，对当朝外交政策近乎戏谑，在日记中是绝不会出现的，但可见诸私信，由此也能察觉“文革”后期控制的松动。

心中还特地提到了何炳棣，语气并不是那么客气。何炳棣1938年毕业于清华历史系，1944年考取庚款留美，1966年获选中研院院士，实为不折不扣的晚辈。何氏第一次归国是1971年10月，《夏鼐日记》未记，应是尚未谋面。而何氏第一次出现在日记中，已是1974年7月13日，接连两日，夏鼐都在阅读何氏《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为何有此举动？接着看日记，7月15日，“下午何炳棣教授在北大作报告会及座谈会，让安志敏等同志去听”。

何教授年初刊发雄文《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参考消息》分五次连载，声誉正隆，这是他的再度访华，但双方仍未晤面。 1977年8月13日，何氏第三次访华，改由旅游局接待，夏鼐去接了机，并于次日陪同去帅府园吃了烤鸭。这次接待规格就更高了，8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邓颖超副委员长接见了何炳棣夫妇，夏鼐也得陪同。直到9月2日，旅游局在丰泽园设宴送行，何氏此行方告结束。

1977年国庆节，夏鼐整天在家阅读何氏《东方的摇篮》，读到仰韶时代已有文字，“乃是臆说，不足信也”。次年7月5日，得知院图书馆新到西文期刊《美洲东方学会杂志》，其中有张光直对何氏《中国文化的摇篮》的批评后，夏鼐当日前往一睹为快。1985年何教授又来了，社科院出面宴请，作陪的有夏鼐、胡厚宣、张政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