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带着命运无常感的悲伤故事——前男友上门纠缠前女友，结果杀死了后者的闺蜜。

没有半点狗血，却有一丝壮烈。

2016年11月3日，在位于日本东京的租屋门外，中国留学生江歌让同学刘鑫先进屋，独自应对跟踪刘鑫而来的陈世峰。仗义执言，化为血泊。

一扇门隔开生与死，躲在门内的刘鑫安然无恙。这扇门似乎还隔开了另一些东西，据邻居回忆，楼道里曾传来清晰的吵闹声，但在江歌倒下前，她守护别人的那扇门，不曾为她而开。

我不太确定，如果当时是我躲在那扇门后，会怎么想、怎么做，因为是人都会恐惧，这是人类作为动物的求生本能。没有身临其境，所有道德感十足的自诩都是洋洋大话。

在我们的世界里，拿时间轴和空间轴比量一下，到处都是一模一样的故事。大到战争中，为自保而投敌，甚至帮助敌人残害同胞。小到公车上，无视伸向别人口袋的手，甚至在有人与之对抗时仍然保持静默。我们对做英雄的滋味缺乏想象力，却生来明白伤口的真实和痛楚。

我们对孤独感到恐惧，当大多数人都戴上红色的袖箍，还有几个人能坚持让手臂赤裸着。我们对失去利益感到恐惧，如果全村男人的妻子都是买来的“商品”，哪个男人敢站出来为她们指出逃生的路。我们对死亡感到恐惧，面对独裁者的枪和抢劫犯的刀，我亦不认为自己能最先感知他人的苦，并挺身而出。

同站在那扇门后，我知道刘鑫恐惧——门外那个男人，他威胁我尾随我，他也许还要打我杀我。求你了老天爷，我好怕，让我先躲一躲。

就好像某一刻，人群晃动着，“刚刚好”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看不清那个小偷了，于是告诉自己，就这样吧，反正我一个人也改变不了什么。

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目击者的沉默让恶更加肆无忌惮，但法律说我不是共犯，谁又能制裁我呢？更何况，法律还说了，我可以先保护好自己。

陈世峰残忍地掏出凶器，依傍的也许正是刘鑫的恐惧。然而直到这时，恐惧存在也好、被利用也好，都还没有触碰到一条底线，那条线在门打开之后才清晰可见。

我不清楚我会不会挺身而出，即使那个人因为保护我正在受到伤害。但我很清楚，当我完好无损地从门后走出来，应该去做什么。

对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显而易见：帮助受害人的家人，让凶手受到惩罚。即使不谈人性和道德，只谈法律，也应该作为当事人协助警方调查。不少人可能还会多做一些什么，比如为怯懦的自己感到羞耻，比如倾尽全力报偿恩人的母亲。

如果恐惧真的有底线，那么毫无疑问，接下来，刘鑫突破了那条底线。

她不认可江歌的牺牲，无视江歌妈妈的联络，任由自己的家人侮辱和损害这位绝望的母亲。最让我无法接受的，是当江妈妈在网上发布信息寻找她之后，她威胁道：不删帖就停止协助警方。

从“受害者”到“施害者”，不过是一道门的内外之别。门内的她，饱受威胁之苦，惊慌失措。一走出门，她就用起了凶手的招数，把这种威胁加诸他人。她从恐惧中生长出恶，并熟谙恶的运行法则。

也许刘鑫依然害怕，她不敢直面过去，不敢负担当下，不敢承诺未来。但这种害怕已经击穿了恐惧应有的底线。江歌失去了生命，而她还在害怕名誉受损，害怕正常生活被影响。

在舆论压力面前，让刘鑫说出真相就像让她打开那扇通往未知恐惧的门一样困难。她干脆让它变成了“罗生门”，一会儿说“推了一下门被弹回来了”，一会儿又说“不知道门外是谁”。

如果我一定要戴上红袖箍，至少我可以不对他人挥舞棍棒。如果我一定不敢摁住小偷的手，至少可以在有人冲上去时给予援助。如果我一定做不了第一个站出来对独裁和暴行说不的英雄，至少我可以不做帮凶。

这是恐惧应有的底线，也是我们有别于动物的人性底线。

不过眼下，最让人担心的，还是公众失焦的愤怒模糊了这件事真正的焦点——凶手应受什么惩罚。谁也不要认为翻了上百个网页就能了解事件真相，谁也不要觉得自己内心的判决会优于法槌的定论。

把陈世峰交给法律，把刘鑫交给时间。

只有最公正的裁决才能告慰那个美丽勇敢的女孩，当她把朋友推向安全的岛屿，独自面对风暴之时，她已经突破了恐惧能控制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