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后，89岁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宗璞酝酿多年的　《北归记》　终于出炉，为“野葫芦引”系列四卷长篇划上句号。这部新小说首发于刚面世的今年第12期　《人民文学》　杂志，距第一部《南渡记》　过去了整整30年，半个甲子里，书中人物的命运也经历了一个循环——前辈澹台玮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年轻人孟灵己成长为意气风发的接棒者。

漫长的时间流转中，宗璞始终未停止对《北归记》的酝酿与思索，“长篇是件累人的事，放不下，就老压在身上，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年近九旬的宗璞受眼疾所困，只能口述后请人笔录，但她不惧暑往冬来，反复念，反复改，一段段一章章“磨出来”了。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感慨，《北归记》是杰出的青春文本，区别于“野葫芦引”前三部长篇，《北归记》中的年轻一代蜕变成时代主角，在活力丰沛的生命韵律中，小说挥洒着青春叙事的魅力。

从“南渡”到“北归”，书写一曲动人心魄的民族浩歌

“嘉陵江浩荡奔流。夏天的江水改去了春天的清澈，浊浪卷起一层层白色的浪花。奔流到重庆朝天门码头和金沙江相会，合成了万里长江，载着中华民族奋斗的历史，穿山越岭，昼夜不息，奔向大海。”———《北归记》开篇大开大阖，以西南联大为背景的故事情节铺陈纸上，明伦大学教授孟樾为人正直慷慨，吕清非学识渊博心系家国，大学生澹台玮参军后壮烈牺牲，孟灵己、庄无因、玹子等新一代年轻人迅速成长……这些人物共同书写了民族浩歌般的抗争史和精神史，饱含着家国情怀。

所谓“野葫芦”，是源自真实生活的动人叙说。“七七事变”后，一大批学者在战火硝烟中跋山涉水，来到西南边陲，在物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们精神富有，理想不灭。当时宗璞和全家随父亲冯友兰自北京南渡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了八年时光。流离之苦、父辈气节，给少年宗璞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和创作素材。

“我一直放不下，小说里的故事和人物在脑海里翻腾，挥之不去，不写完睡不着觉。炼丹需要真火，真火是靠生命燃烧的。”宗璞还写过一首散曲吐露心境：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

王蒙说过，“野葫芦引”系列“喷发着一种英武，一种凛然正气，一种与病弱之躯成为对比的强大与开阔”。在评论家贺绍俊看来，《北归记》　是对青春的讴歌和对未来的热切期待。

不刻意追求传奇性，定格和平生活中的华彩

站在历史关口的年轻人，各自寻求着报效国家和实现自我的出路。但宗璞并不刻意追求故事的传奇性和情节化，更看重生活细节的挖掘。

比如写到舞会上的心动和默契时，“十几对舞者在场地上旋转成一朵大花，一层层花瓣叠合又分开，仿佛每个人都在创作一种属于自己的舞步”。评论家孟繁华说，《北归记》　中对日常生活的盎然兴致，表达的恰恰是作家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热爱。玹子与卫葑、嵋与无因、之薇与颖书、峨与家毂等，无论热烈或温婉，爱情既是他们的相互选择，也是对未来和进步的选择。

沿袭了前三卷的写作风格，《北归记》　依然从平实中透出典雅气。作家刘汀评价，这种写法同中国古典小说有着细密的渊源，其内里承接的是　《红楼梦》　和新文学的传统；又像中国水墨画，很少工笔细描，但在朴素文雅的渲染中，人的形象和魂魄栩栩如生、立于眼前。“它是日常的，也是书面的，合起来形成了文雅而通畅的语感。”小说的写作借用了许多散文的笔法，从而让“整个故事舒缓却不松散，暗含力量而表面平和。”

宗璞的作品，一向追求“诚”和“雅”。“诚”要正视生活的很多问题，“雅”便是文章的艺术性，这只能靠不厌其烦地改。作家张抗抗就曾满怀敬佩地说，宗璞先生是一本羊皮纸做的韧性大书，怎样翻阅，都不会被磨损；而她语言风格中重要的美学特质之一，正是历经岁月后的韧性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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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宗璞代表作

■成名作《红豆》

1957年首发于《人民文学》，讲述了大学生江玫与齐虹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悲剧，折射出时代巨变前不同人生道路的碰撞。小说远超出一般意义上的爱情故事，真实的人性剖析，令《红豆》散发着人文关怀。

■短篇《弦上的梦》

获1978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通过写一个女孩的十年坎坷经历，描述了曾被伤害又在灾难中奋起的年轻一代。

■长篇《东藏记》

“野葫芦引”系列第二部，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小说勾勒了明仑大学南迁昆明后孟樾一家的生活，对师生间亦雅亦俗的人情世态、青年人朦胧纯真的思想，均施以委婉细致的笔墨，既有妙趣，又见真情。

■散文《紫藤萝瀑布》

因弟弟身患重症，作者悲痛徘徊于庭院中，见一树盛开的紫藤萝花，睹物释怀，由花儿自衰到盛，转悲为喜，感悟到人生的美好和生命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