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理论指出，对于发生事件的社会文化背景需要进行“语境”的相关性分析，一切脱离了语境的人文、社会现象的分析都是缺乏解释力度的。这种“语境”分析对于解释博物馆文化显然是不可或缺的，表面的东西可以观察到，但深度必须通过阐释。

博物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历史创造，经历了橱柜珍藏、实验论证、谱系分类、主题展示、资源共享、文化再生等表征形式，无不带有时代的印记。其中，社会文化因素是博物馆物质和意识的基础，构成博物馆内部深刻的、一贯的和稳定的有机联系，形成博物馆文化。博物馆文化最明显的本质特征，是它的实物性，亦称物化文化。物化文化历经时代的变迁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样态，它的表述模式和阐释方法怎样创立出自己的发展路径？

物的文化表征

收藏是形成博物馆物的主要来源。物是阐释人类科学知识体系的一种实践，物化实践源于对知识本身的持续反思。西方博物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包括天文、地质、地理、生物学、人类学等学科。18世纪博物馆以“博物学”来认识世界，即以可视的体系性特征为基准进行分类、排列、整理。从知识背景看，博物学为博物馆学提供了时代的知识框架。这种新的认知方式包括搜集、分类、展示等具体的方法。其中关键认知点是凸显知识和理念的话语权力。随着1753年大英博物馆的成立和 1793 年法国卢浮宫的对外开放，博物馆的物不再密藏在文艺复兴之前的珍宝馆或收藏室中，而是面对公众，发挥博物馆的教育职能，博物馆必须以一种系统的方式展示物，即不仅仅只是为了展示它们，展示本身也得按照合乎逻辑的分类体系，让人们到“物”中去寻找认同的资源。博物馆展示一直沿用科学化的方式进行组织整理，呈现出展览作为文化表征的权威性和真实性。博物馆由最初的分类学展示和复原陈列法展示，过渡到20世纪后半期的主题式展示，这表明了博物馆每一时段所搜集和展示的实物都代表了与之相对应的知识体系。

博物馆实践着物的转换价值的铭写。物被升华为具有意义深度的创造物，物的使用价值退到幕后。公众得以进入其内部，分享对物的视觉上的占有。然而，博物馆一系列展示技术用于防止人群对这些珍贵物品的僭越，如现代博物馆对玻璃展柜的运用，即使那些没有被安置在玻璃展柜中的物或艺术品，仍旧是以一种类似的形象直观的方式让自身客体化，与观者保持一定的距离。1851 年英国举办博览会时新建的水晶宫就成为这一空间的典范。博物馆以物可见的方式，将权力以艺术化的姿态展示。

公共博物馆的诞生，使物的所属性质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即由私人走向公众；博物馆对物的贮藏、保护、陈列具有展示国家、所在地形象的重要功能。与之伴随的是，博物馆空间中的视觉结构和权力关系也进行着调整，如藏品分类、空间布局、视觉功能等。博物馆翻转了上述空间的可见结构和表征方式。它面向一个大的市民群体，通过对物的逻辑化展示，这是知识化的身份意识，也是欲望化的自我指认。博物馆物的编码都围绕着“人”的揭秘，知识的传播依赖于物的展示，作为实证的客体，进化的秘密据此获得自明性。博物馆对物的展示发挥着教育功能，使进入空间的观者在身体的穿梭和视觉的游荡中，感悟人类进化史的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博物馆在一定程度上也回应了人之为人的核心问题，在这个由物构建的知识空间中，通过进化论的叙事，人得以认识世界和人自身，更是作为一个由物到人的历史想象的认知者和接受者。

物的秩序化的表达

现代博物馆作为公共景观，物的展示和空间秩序也发生了改变，物的收藏和摆置告别了个人的好奇心，而采用秩序化展示。秩序，既是物在空间中的摆置及其潜藏的进化论叙事，也是一种空间治理术，通过身体的规训来实践意识形态的主体构想。这意味着，展示的秩序包含物和主体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在观者与物的凝视中达到知识的传递。面对物，观者通过它们在视觉关系中的客体化，确认自己作为最直接的感官体验者的主体位置。博物馆赋予物脱离原有文化生境的力量，并将物表征为现有文化空间的展示体，秩序就呈现在物的分类和进化的时间链条中，现代博物馆通过物的展示传播了人和世界的进化知识。秩序不仅关涉物，还关涉人，博物馆以视觉形式，在物的展示中向观者传递知识。

对于博物馆而言，公众观看的视角是由现代学科的知识视野提供的，通过物的秩序化展示，使世界和人都变成科学观念下的风景。博物馆通过物的展示发挥着询唤功能，使个体接受空间的权力秩序完成主体化的过程，这涉及主体的知识启蒙和身体规训。博物馆不仅阐释了人的秘密，还建构了人的空间中的标准。在此，知识和权力是合一的，内在于博物馆对主体的塑造。被纳入知识的视野的人，既是知识的客体，又是知识的主体。现代博物馆在实现这一转换的过程中，发挥着启蒙和教化的作用，博物馆借由物的秩序化展示，不仅要在民族和国家的层面上区分自我与他者，更要在社会内部区分自我中的异己者，并试图把他们都改造成符合意识形态规范的主体。个人以服从意识形态的主体要求的形式建构自己的身份意识。

现代博物馆对物的展示潜藏着某种叙事，使物在系统中获得定位。秩序组织起整个叙事，使空间时间化以顺应这种叙事的发展；同时，时间空间化则意味着时间的变化通过空间或地点的分隔得以外化自身。这种秩序隐而不见，它的不可见却给予了物的可见性以支撑。秩序规定了物的展示，也规定了人群对物的观看方式。在与物的相遇中，观者的感知内化了展示的秩序，他们不仅需要辨别物是什么，还要在物的并置中去发现它们的意义。现代博物馆不再是猎奇的场所，而是通过秩序化的展示建立了以物为中心的认识论，即博物馆对物的整体化展示达到对人的理性的启蒙和教育。正如美国的博物馆研究者史蒂芬·康恩（Steven Conn） 所指出的那样，“博物馆展览的设计者在系统地安排展品的同时也创造了这些展品的价值。”

现代博物馆代表着19世纪新的知识型机构。现代博物馆对物的价值展示是一种文化构建的效果，由博物馆的符号编码系统给予。那么，展示秩序所依赖的知识体系提供了怎样的全景式叙事呢？现代博物馆以物品为中心的展示依赖于人类学所提供的历史框架，即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博物馆的教化功能，通过物来认识世界以及认识人自身，是一种人类学的知识空间。它使得包罗万象的物都被整合在一个现代性的发展链条中，转喻性的物的并置是这种叙事的形象语言。叙事的展开依赖于博物馆中的视觉关系和知识条件。知识的诉求，是现代博物馆以实物组织展览面向观众需求的一种表达。知识不只是一种要达成的主体效果，它也构成了空间本身的仪式感，博物馆也提供了辩证的意象，物的集中、分散、连接和显现被空间化，博物馆成了一种中立性的媒介，而已然被给出的知识却又等待着观者的发现。通过对物的观看，发现自己的主体位置，也在物的展示中去客体化地感知人的历史，并且只有通过物，关于人和世界的知识才能被发现。“物”如何转换为视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被视觉化的过程，其中还隐含着复杂的文化认同、政治意识、伦理考量等诸多话语层面。通过看与被看的辩证结构，进行知识生产和主体建构。美学重新规定了物的可见性，以及主体对物的观看方式。于是，艺术变成了物的形式语言，准确地说是博物馆使物如此这般显现自身。通过扩展自身的范围，艺术概念容纳了原始物品，使之变成具有美学特征的艺术品，艺术史也就成了现代博物馆的新的人类学形态。

20世纪结构主义理论对人文学科的许多领域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是一种新的“知识型”理论。鉴于物的历时性和共时性交叠的生成过程本身的特质，博物馆探掘内在于视觉艺术中的“物”及其开放的话语向度和思想意涵。作为文化的生存物，它不是简单的自然的呈现状态，而成为具有一定伦理性质的作品；作为民主意识和反殖民文化的一种象征物；作为本质性的或者更有意义的更有价值的艺术品的“物”，而成为一种自为的存在。作为一种倾向，任何物的生产和消费都是一个无限延展的链条。20世纪后半叶，博物馆原有的秩序化展示受到冲击，公众不再满足于时间线性展示，其单薄的知识线索和叙事结构已不能满足新学科开放式的发展要求，逐步遭致淘汰。主题式展示被运用到博物馆中，在同一个主题框架下，每一叙事单元加强了主题诠释的深度和完整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吸收和借鉴了秩序式展示的精神内核，同时也提供了重新认识秩序化展示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