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孕傻三年啊，生孩子前后这三年，事业基本废了。”今年已经29岁的小冉，虽然正处于较佳生育年龄，但是刚在深圳工作一年的她完全不敢要孩子。小冉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她男友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两人感情稳定，计划2019年领证结婚。小冉和男友均是硕士毕业，然而现在两个人月工资加起来不到两万元。

今年春节，小冉回男友家乡过年，两人往返路费和为男友家人准备的见面礼，让“小两口”没少破费。2月，小冉的3张信用卡和蚂蚁花呗一共透支1.8万元。算完这笔账，小冉自嘲地说：“两个名校硕士，活得还不如小学生。”

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我国2017年比2016年出生人口减少了63万人，与此同时，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724万人，比2016年减少249万人。造成出生人口下降，特别是一孩出生人口下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2017年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600万人。

然而小冉虽然处于生育旺盛期，但是依旧不愿生孩子。

亟须重建社会托育服务体系

小冉和男友目前每个月需要还4600元房贷，由于买的房子还没有建成，他们现在租房住，每个月还要交3000元的房租，再加上两个人的日常开销，小冉说：“几乎一直是负债的状态啊，每个月还得让父母补贴一两千元。我们连自己都养不起，如何养娃？”

在小冉的概念中，如果生活在一线城市，家庭月收入如果不够5万元的话，养娃是很艰难的。小冉有这样的想法，并非毫无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菊华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相对于早已走入公众和政府视野的养老问题，养小问题却迟迟没有得到重视，现在基本上是由家庭负担了所有养小的负担，“养比生更难”。

现在国家虽然全面开放二孩政策，但是相关配套扶持措施的缺位，依旧让很多女性像小冉一样“不敢生孩子”。“家庭和事业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变成了不可兼得的‘鱼和熊掌’，在杨菊华看来，政府应该尽快出台措施来提高这些女性的生育意愿，比如增加生育津贴、延长陪产假时间等，特别要加快恢复托育服务体系的步伐。

杨菊华曾在去年召开的“学前教育的供给侧改革”专题研讨会上表示，“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福利性的社会托儿所服务体系全面崩溃，人的再生产成本完全回归家庭。入托难、托班贵等问题凸显。”

2016年，国家卫计委委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全国10个城市就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情况开展了专题调研，调查显示，超过1/3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有托育服务需求。“而实际上有多少孩子在托育机构里呢？可能全部加起来也就在4%左右，其中0～1岁有1.8%，1～2岁有1.5%，2～3岁有7%。”杨菊华说。

杨菊华解释说：“而现在很多托育机构都‘只教不托’，这就意味着在孩子放学后，家长也要陪孩子完成他们不能独立完成的‘作业’，这进一步加重了家庭的养育负担。此外，将这些孩子送入托育机构，孩子是否真的安全和开心？家长是否能真的放心？这些问题存疑。”

在上述国家卫计委调查的全职母亲中，有近1/3被调查者因为孩子无人照料而被迫中断就业；超过3/4的被调查全职母亲表示，如有人帮助带孩子，将会重新就业。杨菊华也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一方面说我国劳动力人口不足，另一方面却让大量女性劳动力不得不辞职回到家庭，这是非常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