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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是“气墨灵象”(上)

2018年04月02日 16:27 | 作者:吕国英 | 来源: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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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美好生活、伟大梦想、伟大复兴、文化自信、中国精神、美丽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文明多样性……一组写进十九大报告的关键词汇,集高远思想境界的寓意与构成,观宏大之物象,瞻正大之气象,立壮美之意象,呈审美之观象,既表达文明和谐世界,又展示精神价值世界,尤其呈现审美理想世界。

显然,和谐文明、精神价值、审美理想、艺术创作,皆与美的认知、美的引领、美的创造相携同行,不可或缺;又与艺术审美、艺术表达、艺术呈现相得益彰。换言之,在举步未来与远方的征程中,美学与艺术不仅不能缺席、不可替代,而且作为特别重要方面,尤需发展与建构。

论美、说艺术,不能不谈美学。

谈美学,当追溯美学滥觞。美学起始,源自一个哲学追问,这就是著名的“柏拉图之问”。在《大希庇阿斯篇》中,柏拉图第一次非常明确地区别了“美本身”与“美的事物”,并在《会饮篇》中规定“这种美是永恒的”“一切美的事物都以它为源泉”。如此,柏拉图完成了“美本身”作为哲学概念的创立,成为美学的元问题。

然而,非常遗憾又别有意味的是,柏拉图提出了“美”问题,又对之进行了“规定”,却就是没有给出答案。

事实是,两千多年来,难以计数的思想家、美学家,纷纷加入思考、解读与回答“美本身”问题的行列,但一直没有公认的答案,致使关于该问题的追问与思考,一直没有停息,这也让西方美学史几近成为“追问美”的历史,又使西方艺术史几近成为“追寻美”的历史。

那么,针对“美本身”,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们,给出了怎样的回答?对艺术审美与艺术创作,又具有怎样的意义?

依美学史观,这些“回答”集中体现在历代思想家、美学家的著述中。亚里士多德认为:美是理念、形式;巴尔塔萨认为:美是超自然的美感;贺拉斯认为:美是适宜;圣奥古斯丁认为:美是上帝无上的荣耀与光辉;休谟认为:美是快感;狄德罗认为:美在关系;康德认为:美在自由;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叔本华认为:美是意志的直观显现;尼采认为:美是生命力的自我肯定,是强烈欲求之所系;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美是生活;海德格尔认为:美在语言;克罗齐认为:美是人的直觉综合。王国维认为:美在境界;吕荧、高尔泰认为:美在主观;蔡仪认为:美在客观;朱光潜认为:美在主客观的统一。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些观点,按美学演变发展阶段,可概括为六大体系,即本体论美学、神学美学、文艺学美学、认识论美学、语言论美学、文化论美学。简言之,就是:美在本体、美在上帝、美在文艺、美在认知、美在语言、美在文化。这些体系或结论,或因唯心论、形而上学,或因所答(美的、美感、审美)非所问(美)等,均非“美本身”问题的答案,也自然无法成为共识。然而,也正是这些多层面、多角度、多时空的探研与解读,让“美”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完整,也越来越接近于“完美”。

说美学演变,意在解读艺术现象与艺术演变。观艺术史论,有多少美的认知,就有多少关于美的艺术表达,就有多少艺术审美形式。

依“美”的追问史,西方艺术史几近是“美”的追寻史。中国美学在构建现代美学形态中,也有一批思想家加入“追问美”的行列,中国艺术进入现代以来,自然有了与西方艺术相向的“美”的追寻史。

检视艺术史,不难发现,一定的美学思想、艺术理念,总是引领、培育一定的艺术审美与艺术形式;而一定的艺术形式,又总是诞生并皈依于一定的美学思想、艺术理念。并且,美学思想、艺术理念创新了,艺术就进步,就发展,以至走向辉煌。反之,则走向反面,呈现负审美,出现负能量,甚至给人类艺术文明带来压抑、桎梏乃至倒退。

哲学孕育美学,美学属于哲学分支,是艺术的哲学;美作为美学之“魂”,是艺术的对象,创造美是艺术的最高价值。如此,艺术与哲学,美学与艺术,哲学与美学,有着天然的联系,往往交织、甚至重叠一起。

中国古代没有学科形态的美学,但有独特的哲学、美学概念和价值体系。中国古代哲学的独有性,在于“一分为三”“三生万物”。前者指宇宙万物皆由“阴、阳、中和”三种形态构成,强调守住中庸、摒弃两极;后者指“中和”这种第三形态产生、孕育万物,正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国古代独特的美学概念和价值体系,源自中国古代独有的哲学、文化,体现在“气化流行、阴阳相成、虚实相生”的“宇宙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观”;“满天星斗,多元一体”的“天下观”;美学理论、美学思想、审美文化的统一观;继承、发展、丰富的演进观等,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特征与独有魅力。

中国文字源自物象,是形、音、义的统一,具有感目、悦耳、会心之“三美”。中国文化是“象”思维形态,犹如血液与基因一样,浸润、滋养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与灵魂。美学、艺术、审美尤需“象”思维,又是典型的“象”思维。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泯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形态,原因诸多,但艺术所承载的“象”思维,尤有特殊意义。

中国文艺史上,唐、宋两朝是两座高峰。前者文学成就鼎立丰碑,诗坛上出现了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等一批伟大诗人,创造了诗歌的最高辉煌;文坛上出现了韩愈、柳宗元等散文大家,开启了以唐宋八大家为主要代表的散文大繁荣时代。后者美术成就创造巅峰,画坛上出现了郭熙、范宽、李唐、巨然、梁楷、赵佶、马远、李成、张择端、王希孟等一大批绘画大家,并在瓷艺、书法、音乐等领域皆矗丰碑。何以至此?唐宋的美学思想、至美的艺术理念功绩大焉。唐代文人所崇尚与追求的“幽居观天运”的时代情怀、“天然壮丽”的审美理想、“心胸澄明”的清静观照,是突出体现。而宋代凭借道家、诗经、屈骚、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禅宗等美学思想,既承绪、改造,又锐意创新,创造与呈现了绝对单纯、极致简约的艺术之美。

美学思想决定艺术成就,世界文艺史亦演同样逻辑。最为典型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此时期的美学思想是崇尚自然美与人之美。薄伽丘、达·芬奇均认为:美在文艺,文艺反映现实生活。所以,出现了诸多彪炳艺术史册的艺术大师,创造了诸多无与伦比的伟大作品。俄罗斯与法国19世纪的文学高峰,也突出地呈现出因美学思想、艺术理念所产生的特殊引领与推动作用。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文化部主任)


编辑:杨岚

关键词:美学 艺术 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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