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的号召,参与筹备新政协及创建新中国这一辉煌的历史进程。从“五一口号”至今,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不忘合作初心,坚持协商民主,为人类政党政治和政治文明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路径。为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本报开设专栏,约请专家学者,就“五一口号”的现实意义和坚持好发展好新型政党制度等发表见解,以飨读者。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和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既不同于一党制,也不同于两党制、多党制,而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一制度之所以能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确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显优势而独特,经风雨而弥坚,为人类政党政治和政治文明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路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70年前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注入了红色基因,奠定了坚实基础。

确立中国共产党

在多党合作中的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中居于领导地位,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是与西方两党制、多党制的本质区别,也是多党合作坚持正确方向、发挥制度效能、保持生机活力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多党合作一开始就有的,更不是中国共产党强加的,而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的自觉选择。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多党合作,大多始于20世纪40年代。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社会基础,是反帝爱国、追求民主的进步力量,一成立就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合作关系。但是,作为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势力,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并没有完全认同,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中,有的成员还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第三条道路”。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国民党蒋介石倒行逆施、节节败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越来越被中国社会各界人士所认同,政治品德和高风亮节也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高度赞赏,从而把国家前途和民族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界民主人士热烈响应,相继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同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负责人谭平山5月23日在香港撰文指出,“为着争取革命的提前胜利,是要大家多负责的,而领导的责任,更不能不放在中国共产党肩上”。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郭沫若等55位已到达解放区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联合发表声明,明确宣告“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宋庆龄女士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质是对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纲领的政治认同,而“五一口号”提出的“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就是这一纲领的重要体现和实际步骤。“五一口号”发布后,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集会讨论后一致认为,这是“政治上的必须的途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九三学社等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先后分别发表响应“五一口号”的声明、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并在通电中指出,“中共‘五一’号召事关国家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表声明说,“革命的三民主义,必定是与新民主主义同其内容”。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政治决议指出,“中共采取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与本党历来主张的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民主政权则完全相同,将来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又是一致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在对美国白皮书的声明中强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声明指出,“通过新政协会议解决国是,既是今日救国建国的唯一正确途径”,愿“共同为实现新政协而努力”。

由此可见,正是“五一口号”体现的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和实践步骤,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一致认同,从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并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