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该书中文全译本主编，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院长李星明统计，原书记述了大小佛教石窟群和摩崖窟龛二十九处，如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巩县石窟、北响堂山石窟、南响堂山石窟、天龙山石窟等，著名的佛教圣山七座，佛教寺院或寺院遗址二百三十四处。在涉及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高僧时，还专设高僧小传，这样的小传计有四十一个；同时在踏查佛教史迹过程中踏查道教史迹28处······

“《中国文化史迹》用它的内容和解说来告诉我们，历史不仅仅由文献构成历史，还有物质、图像和器物构成历史。书中的史迹很多都有双重的史料价值，文字史料价值和物质史料价值。”李星明说。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认为《中国文化史迹》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遗迹的“定格”，它为当时的中国学界，提供了中国古建筑、雕塑、陵墓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与初步研究。

“在中国自身没有大规模文物普查的时代，由于他们调查了相当广泛的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北京、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安徽、江西（除了西北、西南与东北），也挑选了数量颇大、有代表性的重要文化遗存，这一调查等于给当时的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按图索骥和继续研究的目录。”葛兆光说。

中文全译本呈现文物遗迹百年变迁

李星明介绍，鉴于该书重要的文字和图像的双重史料价值，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多年前就在葛兆光的倡议下决定编纂该书中文全译本。2014年在东京，文史研究院几位同仁一同观看了由东洋文化研究所平势隆郎教授负责保管的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等人当年在中国调查时所拍照片底版及相关图册等资料，并得到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对翻译重印工作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