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问现在的年轻人，什么叫“大礼拜”“小礼拜”？可能不会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但当年，只实行了短短十四个月的“大小礼拜”，却给人们的心理带来了冲击。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它开启了工时制度的变革，也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窗：原来休闲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

有着四十多年工龄的李滨生，即将迎来他的退休时光。坐在总工会大楼的办公室里，几乎大半辈子都在关注工人权益的他，谈起这些年我国休假制度的变迁，曾经的记忆历历在目。

1972年，18岁的李滨生参加工作，到四川省成都市第一工人医院当了一名锅炉工。

医疗器械需要消毒，消毒离不开蒸汽，锅炉工的工作看似简单，却不可或缺。“当时用的是英国的兰开夏锅炉，很老式的那种。每天要烧一吨多煤，将煤从储煤场拉到锅炉房，一铲铲倒进锅炉，烧完之后产生的煤渣，也要铲出来。”在李滨生的回忆里，这份工作劳动强度很大，但好在休息时间能得到充分保证。“当时实行的是8小时工作制，每周工作48小时，一周工作6天。”由于医院的岗位特殊，需要值夜班，李滨生上完一个24小时大夜班，可以休息两到三天。

国民如何工作和休息，可不是一件小事儿。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不仅规定了国家的国体和政体，还规定“公私企业目前一般应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的工作制，特殊情况得斟酌办理”。

“‘文革’期间，工时制度执行处于松散状态，停工停产闹革命。到了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提出全面整顿，一下子秩序就恢复了，大家都按时上下班。”李滨生说，物资匮乏的年代里，休息制度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那时的工作单位性质，不是国家所有，就是集体所有。一切都是按国家规定，没有任何外部干扰因素。”

李滨生的父母在成都一家工厂上班，在他的记忆中，每到周末休息的那一天，一家子人都格外忙碌，总有各种各样的家务要干。

当时还是短缺经济，物资供应紧张，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票：粮票、布票、肉票，还有各种副食品票、工业券。因为大家平时下班之后，好多商店也关门了，那时交通不发达，有辆自行车都很奢侈。要把生活日用品都采买齐了，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儿。“手上那些票，不用就作废。所以只有趁着每周休息的那一天抓紧时间去买东西。”

工作的第二年，李滨生买了一辆自行车。到了周末，他就骑着自行车去赶集，给家里买菜。当时成都城市不大，骑到几十里外的郊区去买只鸡，买点蔬菜，回家时就已经快中午了。一家人做顿好吃的，下午休息一下，第二天就又要上班了。当时有个流行的说法，叫做：“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

休息的那一天，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当时没有今天这么多家用电器，什么活儿都得自己干。衣服得手洗，寒冷的冬天，还得烧了热水才能洗，连家里烧的蜂窝煤也得自制。”在李滨生看来，那时候，一周一天的休息时间，弥足珍贵，“当时人们虽然也满心期盼着周末能多休息，但对休假的向往，远不及对更高收入和更好生活的向往”。

存在了14个月的“大小礼拜”

随着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国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工作效率越来越高、口袋也越来越鼓的同时，人们期盼着更多闲暇时间，对8小时之外的休闲需求变得迫切起来，休息休假制度也开始酝酿改变。

有关资料表明，从1988年起，有关部门就开始提议并酝酿工时制度的改革。

中国青年报记者李桂杰所著新闻随笔集《不会尘封的记忆：百姓生活30年》中，《我国双休日制度的诞生》一文记述了双休日诞生的始末。

20世纪80年代，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胡平在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时发现，很多欧美发达国家乃至一些并不发达的国家，每周工作时间为五天，联合国仅工作四天半。1982年，国家科委成立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胡平先后担任副主任、主任，他提出了实行五天工作制，并于1986年5月成立了“缩短工时课题组”。

据调查，当时我国大部分企业的有效工作时间只占制度工时的40%～60%。80%以上的人在每周“增加一天工资”和“不增工资，增加一天休息”之间选择了后者。

国家科委提出的缩短工时的建议，引起了中央的关注。上世纪90年代，国务院要求当时的劳动部把研究缩短工时的方案提上议事日程。1994年2月3日，国务院发布第146号令，实施每周工作44小时的工时制度，自当年3月1日起，当月第一周星期六和星期日休息，第二周星期日休息，依次循环，这便是“大小礼拜”制。

“开始实行‘大小礼拜’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盼着双休的那一周。”李滨生记得，休息两天，不仅可以干很多家务，还能走出家门去游玩，“尽管那时还没有私家车，但骑自行车去公园逛逛，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

“大小礼拜”的效果立竿见影。1994年3月5日，全国迎来第一个“大礼拜”的周六，新的工时制度给商业系统带来了一个黄金销售日。

据媒体当年的报道，在北京的地安门百货商场，3月5日当日销售额达到43万元，比前一个星期六增长五成；菜市口百货商场销售额增长近10万元。而在大型商场中，以本地顾客为消费主体的西单购物中心和外地顾客占相当数量的北京百货大楼，当日的销售额也分别比前一个周六增长了38%和35%。在百货大楼，还出现了天津等邻近省市利用“大礼拜”来京旅游购物的顾客。

但这段数着指头算“双休”的岁月，持续也不过短短14个月。就在大家好像刚刚熟悉了“大小礼拜”制度时，一个更好的消息来了——周末“双休”成为常态！

1994年7月，我国《劳动法》正式出台。1995年3月2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国务院第174号令，发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决定自1995年5月1日起，我国正式实行5天工作制，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

“西方发达国家很早就实行一周工作40小时的双休制度了，此前，我们的生产力水平有限，不可能一步做到。”在李滨生看来，我国改革开放十多年后，实现了40小时工作制，与其说是政策给了人们更多福利，不如说是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红利。

让节假日带来更多获得感

近些年，人们最直接的感受，是法定假日越来越丰富了。

1999年，国务院公布了新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决定将春节、“五一”“十一”的休息时间与前后的双休日拼接，从而形成7天的长假。

长假带动了更多的人走出家门。由此，中国人的字典里又多了一个常用词———“黄金周”。

1999年国庆第一个“黄金周”，全国出游人数达28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41亿元，史无前例。正因如此，长假制度也被视为是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一大举措。

但李滨生更看重的是，“好的休假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可以给人们带来更多幸福感和获得感。”

2008年，《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出台，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如今，“带薪休假”早已为人们所熟悉。

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提出，到2020年，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基本得到落实，城乡居民旅游休闲消费水平大幅增长，健康、文明、环保的旅游休闲理念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国民旅游休闲质量显著提高，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现代国民旅游休闲体系基本建成。

从当初为了柴米油盐奔波的“战斗的星期天”，到如今，可以买一张机票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国人的幸福指数也在不断提高。

但要让法定假日落到实处，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在总工会政策研究室工作的三十余年中，李滨生一直保持着对劳动者工时问题的关注。“目前的状况是，不少单位的休假还不能完全落实。”

全国总工会每五年开展一次职工队伍状况调查，其中就包括职工的劳动经济权益、休息休假落实情况等。去年，他们做了第八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

李滨生翻出一本厚厚的资料，给记者展示调研数据。以东部某经济发达省为例，对“上周您实际工作了多少天”的回答均值为5.57天，有47.6%的职工回答工作了5天，占最大比例；工作了6天的职工占40.9%；有8.8%的职工甚至工作了7天。对“上周您实际工作了多少个小时”一问的回答均值为45.56小时，44%的人工作时间在40小时以下，工作48小时以上的有19.4%。

“这意味着我们的休假制度虽然已经实行了这么多年，还有一部分职工没有享受到。”李滨生有点遗憾。

但回首往昔，李滨生感受更强烈的，是开心，是欣慰。看着身边的邻居、亲朋，从当年一周休息一天，忙着洗衣服、打蜂窝煤，到如今带薪休假阖家出游，李滨生说，我国休息休假制度的变迁，折射着改革发展的成果，也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