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一面面飘扬的旗帜

一个时代的躁动，是从一条裤子开始的。

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梳着飞机头或烫个爆炸式，肩上再扛一个双卡收录机……影视剧中，关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记忆，怀旧喇叭裤、蛤蟆镜是必不可少的元素。它们那夸张的外形和张扬的名字，仿佛是当时的年轻人大声朗诵给时代的青春宣言，更像是国门打开后，民众举起的向往个性与变革的旗帜。

“那是一段令人永志难忘的青春记忆。”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服装设计师，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院长吴海燕几十年来阅尽繁华，独独那40年前飞扬眼前的一抹宽大裤脚令她难忘至今。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开了闭塞保守的大门时，以反抗习俗著称的盛行于西方国家的“嬉皮风”也刮到了中国。作为流行之一，当“嬉皮风”的代表作喇叭裤引进中国之后，长期穿惯了灰、黑、蓝色宽马裤的中国人，立即被这种低腰短裆、紧裹臀部、裤腿上窄下宽、从膝盖向下逐渐张开的“奇装异服”所吸引，并迅速在年轻人中流行。

“当时班上有福建来的同学，不知道有什么门路，一个假期后带回来好多喇叭裤和蛤蟆镜，同学们都抢疯了。”1980年，吴海燕考入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两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也许还只停留在人们带着些许茫然的观望上，但是变革却已在青年人中萌芽。

从同学手中买到一条米色喇叭裤的吴海燕如获至宝，那种打从心底漫起的欣喜兴奋是如今拥有再多华服珍宝都无法复制的。她身边的年轻人们有的自己动手改造裤子，裤脚从6寸半到7寸，再到7寸半、8寸，甚至1尺，就像一面面自由飘扬的旗帜。

今天，人们已经很难考证喇叭裤最初是如何映入中国人眼帘的。它大致和1978年风靡中国的两部日本电影有些关联。一部是《望乡》，栗原小卷扮演的记者面容清秀、气质高雅，一条白色的喇叭裤让她的身材更显袅娜。另一部是《追捕》，高仓健和中野良子不仅成了年轻人最早的偶像，片中矢村警长的墨镜、鬓角、长发和一条上窄下宽的喇叭裤，更成了当时年轻人眼中的时尚。

在吴海燕印象中，喇叭裤的裤脚宽大，除了有一些夸张的装饰效果外，实际上走路容易绊脚。然而恰恰是这一条裤子，在那个刚刚开禁的年代，对普通人的观念构成了巨大冲击。在那时，喇叭裤成了个性与不羁的象征，更是时尚和潮流的标志。喇叭裤渐渐地把所有人从单一刻板的服装中解放出来。此后，各色各样的服饰才开始逐渐走入中国人的生活。

很难说那条米色喇叭裤带和吴海燕后来的人生选择有怎样的关联，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出现，颠覆了吴海燕和所有中国人对服装的认知。

要知道，在此之前，中国的女装裤从来都是“右侧开口”，而喇叭裤让一些老师家长无法忍受的是，它不论男女裤链全开在正前方。所以一些老人将此裤称为“不男不女，颠倒乾坤”的不祥之物。因此，当时和喇叭裤一同流行的，还有老师拿着剪刀守在校门口剪学生裤腿的景象。在一些人的意识里，喇叭裤代表没落腐朽，是资产阶级的做派，穿喇叭裤，不仅是道德品质问题，更是政治立场问题。

学者易中天曾记得，当“问题青年”的喇叭裤在武汉大学校园里流行起来，校方高度警惕，挂出一条醒目的标语：“喇叭裤能吹响向四化进军的号角吗？”

吴海燕没有遇到“围剿裤腿”这样极端的事情，但她的一件米色风衣曾遭到当时学院一位女领导的训斥：“怎么穿和男生一样的衣服？”尽管敢为人先，但吴海燕坦言，当年穿喇叭裤的时候也尽量避开家长老师。

与喇叭裤同来的时尚物品是蛤蟆镜。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的热播，让“蛤蟆镜”风靡开来。而且，甭管是阴天、晴天，哪怕是到了舞厅去蹦迪，蛤蟆镜都得带着，戴的时候还不撕下外文商标以彰显品质的纯正。“因为标签上往往会写着‘香港’‘广州’这样的地名，在人们最初的印象中，从南边儿来的东西才是好东西。”吴海燕回忆。

“喇叭裤、蛤蟆镜、流行音乐、化装舞会……那种流行，是一般年轻人无法拒绝的。”与那段岁月共同定格的，是吴海燕那代人恣意挥洒奔放的青春。

服装，无疑是一个时代思想变革的前兆。1979年6月，《中国青年》刊登了《谈引导——从青年人的发式和裤脚说起》的文章，指出“头发的长短、裤脚的大小，和思想的好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对百姓穿衣着装的思想解放无疑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信号。中国人开始认同这样一个真理：美是没有阶级性的，穿衣戴帽不一定与意识形态的健康与否必然相连。

“衣服的变化，就是从禁锢走向开放的过程。”吴海燕说。在她看来，改革开放，就好似打开了门窗，让中国人和世界融合、同步，人们通过服装来改变自己和社会，更重要的是期许未来。

皮尔·卡丹来了

1978年冬，北京。

一名身穿一袭毛料大衣，脖子上随意搭着一条围巾，双手插在衣兜里的外国人走过北京街头，穿过一群身着皱巴巴的中山装、老棉袄的中国人。旁边一名穿着厚棉裤、拎着大帆布包的中国人摸着鼻尖，侧身打量着这名外国人，表情像是在发问：“这老外是谁啊？”

摄影师的镜头敏锐地捕捉到这经典的一刻，留下永恒。

这个外国人叫皮尔·卡丹，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时至今日，他在中国的名气仍远大于在他的祖国。就是这名来自法国的“裁缝”，掀开了中国时尚史的一角。

1979年3月19日，皮尔·卡丹率领的法国时装表演团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了一场时装表演，令当时的中国民众大开眼界。当时尽管皮尔·卡丹充分考虑了中国国情，但当音乐响起，外国模特还是让台下的中国观众遭遇到了猛烈冲击，台上的多姿多彩更与台下一片“灰、黑、蓝”形成了鲜明对比。

“日本产尿素，做成飘飘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在那个物质生活极为匮乏的年代，这样的顺口溜描述着人们普遍的窘迫。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们买衣服要凭布票，色彩和样式单调。映入眼帘的，千篇一律的是灰色中山装或蓝色解放装，被形容为“蓝色的海洋”。实际上，造成那样一个色彩灰暗的年代，除了物资匮乏，更主要的原因是社会思想观念的禁锢。

在吴海燕看来，改革开放让人们呼吸到了新鲜空气。国门打开，随着人们思想逐步解放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渐渐厌倦了灰、蓝、绿的单一色调，衣着变得丰富多彩，开始追求时尚、新潮。一部名为《街上流行红裙子》的电影让红裙子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受到年轻女性的青睐；曾经被视为洪水猛兽的超短裙，在上世纪90年代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不再被视为“有伤风化”。

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对外开放的日益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百姓服饰进入了一个色彩缤纷的时代，从蝙蝠衫、踏脚裤、连衣裙、吊带衫、露脐装，到各种品牌和流行款式的西装、T恤、夹克、唐装、羽绒服……服装的历史不单记录人们在不同时代对美的选择，更展现出时代所赋予它的变迁轨迹。

不变的，也许只是马不停蹄的改变

盛世有华服，太平舞霓裳。

在带来了“时装”和“品牌”的概念外，皮尔·卡丹也成了中国“时尚”的启蒙者，在一波比一波繁华的时装潮流中，中国服装设计师前赴后继地来了。吴海燕就是其中之一。

1958年出生在西子湖畔，从小就是里弄里有名的“垃圾千金”，她喜欢到百货商店糖果柜台前捡水果糖包装纸。每当她把成把的糖纸带回家，外婆就会用消毒液清洗，然后帮她把洗净的糖纸贴在玻璃窗上。

阳光透过玻璃，那一张张色彩斑斓的糖纸的纹样清晰呈现，让少年吴海燕如醉如痴。少年时代对色彩的迷恋，给她打下生命的底色。以后的日子里，从精心绘制手稿，到严选材质面料，再到打版制作呈现，在聚光灯闪耀的T台背后，每个环节都经过百思琢磨，一针一线都凝聚着她的心血。

作为最早走出国门的中国设计师，吴海燕清楚地记得1995年中国服装设计师第一次集体出访法国时遭遇的震撼，在时尚之都巴黎，同行的一位设计师万般感慨下竟然脱口而出“法国的月亮就是圆！”仅仅20多年后，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青涩、手足无措，变得张扬而自信，“现在我到东京、巴黎，都感觉远远不如上海。这种感觉地覆天翻”。

“从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见证了东方审美的变迁与发展。从‘以西为美’到‘中西合璧’再到‘回归东方’，东方审美与中国时尚的未来又将如何？”这是吴海燕现在考虑最多的问题。

看吴海燕的作品，几乎都洋溢着浓郁的民族情结。她大量采用中国丝和麻作为面料，用属于中国的语言，向世界传达中国人对时尚的态度。她用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材料，诠释中国人自己的设计。

吴海燕能够坚定自己的选择，是因为内心深处对中国文化的自信。

1983年，吴海燕和全班同学一起到敦煌实习考察。敦煌，美术工作者的圣地；千佛洞，中国古代绘画辉煌的源头。吴海燕一踏进神秘的石窟，顿时被那一幅幅精妙绝伦的壁画、一尊尊栩栩如生的彩塑、一个个凌空飘逸的飞天所震撼。

这是祖国的艺术瑰宝，是远古的时尚。她匍匐在壁画前，虔诚地一笔笔临慕着。“中国5000年文化博大精深，应该将中华文化的精华表现在服装设计上！”这一想法一直在她心中萦绕不去。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要为世界文化贡献中国美学与智慧。”吴海燕说，反映在服装方面，这些年东方美学在国际时装舞台上备受瞩目、大放异彩。国外很多服装设计师，开始主动借鉴吸收中国传统服饰元素，来进行美的创造。中国传统服装通过现代设计的转化，变得更时尚。

40年前，中国尚无“时装”，吴海燕历经了中国设计师漫长的摸索跌撞。在她看来，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装从一片蓝灰海洋到上世纪90年代初的喇叭裤、花衬衫，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变迁。在国人的审美观变得更加多元、包容、健康、自信的同时，物质消费的丰富与升级，也进一步催生了人们对于有设计感、有细节、有质感服饰的需求，而从最初的盲目模仿到后来的主动创新，中国设计师们不断学习、突破颠覆、融合创新，才有了中国时尚如今的繁华。

在时间坐标上眺望未来风尚，唯一不变的，也许只是马不停蹄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