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时光漫漫。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一切都变得愈来愈快。人们享受着快的便捷和解渴，却又追忆着慢的厚度和滋味。以至于每当推开记忆的闸门，总有几处记忆中的风景匆匆闪回。或是街市上曾无处不在的绿色邮筒，或是身着工装、像雨燕一样忙碌矫捷的邮递员，它（他）们传递的书信曾经寄托着多少浓得化不开的情感和欢欣、忐忑的等待……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2011年，作家木心先生辞世后，他的作品《从前慢》开始在人们中间广为传颂，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这首小诗。现在的电子邮件与那时的邮件，在传送速度上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当互联网、手机，甚至箭在弦上的5G技术，以史上前所未有的传输速度将讯息送达世界各个角落，微信“滴滴”的提示音不断闪烁于人们掌心时，传统信件也以惊人的速度淡出人们的生活。

邮筒，神圣而忠诚的朋友

“好多年没看见过邮筒了，现在大街上还有吗?”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一级作家何香久问记者。罢了，他喃喃自语，“有也是极少数了吧。”

在这位有着严重“书信情结”作家的心里，邮筒，是神圣而忠诚的朋友。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陕北沟壑丛生的黄土高原，《平凡的世界》中年轻主人公们的命运刚刚开始上演。在位于华北平原的河北沧州，与孙少安们年龄相仿的高中毕业生何香久，也已进入了黄骅县文化馆工作，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这个年轻人对文学抱着真淳的热爱，笔耕不辍，在高中时代就开始往全国各大杂志社投稿，有的作品被选用，也常有很不幸被退回来的。何香久还记得，他投递自己那篇后来发表的处女作歌词《七亿人民七亿兵》时的情景。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邮政公共服务能力水平还很低，大部分乡镇上都没有成立邮政所。何香久将再三修改过的稿子装进信封，贴上邮票，骑着自行车翻越三十里路到县城，只为看到那只亲切的邮筒，小心翼翼地将信投进去。

“刚投进去我脑子里就开始‘过电影’：信封口到底有没有粘牢?万一开了，稿纸掉出来怎么办?我特别后悔刚才没仔细检查，想从邮筒里取出来再投一次。”然而等了半天，也没见拿钥匙的邮递员来，眼看天黑了，他只好推着车子慢慢往回走。回去的路上，内心一直忐忑不安。

日子一天天过去，终于等到邮递员送来一封回信。信封上印着“歌词”的字样。“我怕又是退稿，把信紧紧攥在手里，拿起又放下，纠结了好久才鼓足勇气、闭上眼睛慢慢拆开信封。”何香久回忆道

结果是可喜的。信中不仅告知他作品被杂志采用了，还另寄来了一个日记本、一支铅笔和四大本稿纸作为对作者的鼓励。不久，这首歌词由近20位作曲家谱曲，其中一首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

处女作发表后，坚定了何香久继续在文学路上行走的决心。他陆续向《解放军文艺》等杂志寄去作品。作品被采纳得多了，他也渐渐积累起了经验，对拆信的恐惧也消退了。“如果一看那信封是薄薄的，就肯定不是退稿，是采用通知。”

国家邮政局开展全国8440个空白乡镇邮政局所补建工程，是进入新世纪后的事情了。到2015年，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实现了每个乡镇至少拥有1个邮政网点的目标。“虽然有些晚，但还是盼来了，城市的生活越来越现代化，农村的‘最后一公里’服务也需要跟上。”何香久早已搬到城市生活，但听到这个消息，脑中涌现的，还是他的自行车轱辘曾在乡间小路上留下那一道道寂寞的辙痕。

“享受书信带给我的温暖”

发黄的信笺、残缺的信封、熟悉的笔迹。一封封攒存了多年的书信，渗透着真挚的深情，有一些见信如面，如今翻读，还每每令何香久沾巾。“这些是可以让我读着取暖的信件，它们给了我生命中最灿烂的阳光。直到现在，还有人给我写信，我仍然在享受书信带给我的温暖。”

1980年，何香久调到沧州市《无名文学》杂志编辑部工作。编辑部有十来名编辑，何香久是收信最多的。“我记得一天最多收过120封信，最少的时候也有二三十封。有些是作者来稿，有些是流水账，内容不外乎琐碎的心里话、家务事，总之是把我当知心朋友了，什么都倾诉。”每次出差回来，办公室里总有好几麻袋的来信等着何香久，而他出差归来的第一件事势必也是看信。阅后往往通宵达旦地写回信。他这种来信必复的认真态度常被同事们打趣。

“我和那些信的大多数作者都素未谋面。但那个时代，那种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和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却能为他人排忧解难的纯真友谊，现在很难找到了。”何香久感叹。

不久后，何香久考上了心仪已久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到了北京，与亲人、朋友、同学通信也是常态，他又成了班上收信最多的人。一位关系要好的高中同学，由于家庭成分所限，当时没法报考大学。他就给何香久写了几次信，信中说也许这辈子都没有机会成为一名大学生了，最大的心愿就是想到北京，看看著名的北京大学是什么样子。“我看了他的信很不是滋味，就给他回信说‘这个心愿不难实现，你来找我吧！’”何香久永远记得那一幕。当时他陪这位高中同学在北大校园里转悠，突然起了大风，看到教室的窗玻璃在风中猛烈晃动，他的同学疼惜地跑过去把窗户关上，还弯腰捡了一块砖头挡上。“我突然想到，他信中流露出的对大学的孜孜渴求是那样真切，这也令我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学习知识文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加快推进，从我国沿海到内陆地区，“道路通不通、电话响不响”成为外商投资的前提。家户装电话开始在全社会普遍兴起，成了一种新时尚，电信事业迎来爆发式增长，对邮政通信形成了替代。北大每个宿舍楼都装了电话。1984年，何香久家里也有了电话，亲人间的问候有了更加便捷的方式。

通讯事业发展飞速。很快，何香久有了一部属于自己的“大哥大”，他开始启用这种新的人际沟通方式。1998年，我国在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的基础上组建了信息产业部，并成立国家邮政局。当年年底，我国邮电分营工作完成，邮政和电信开始独立自主经营。

一个时代结束了。现代化的通讯手段是那样方便，令人们新鲜、激动，糊信封、贴邮票、找邮筒和等待回信的慢时光，不知不觉被抛在了身后。

温故岁月里的珍藏

大学毕业后，北京的多家单位都提出好的待遇挽留何香久，但他坚信，要搞文学创作，在基层更接地气。他在家乡的土地上学会了忍受苦厄和体会快乐，在乡亲们的面孔上，他总能感受到一种深入骨髓的亲情。于是，他选择回到了家乡沧州。在这片热土上，他夜以继日地耕耘，成为一名高产的作家。

虽然写信比以前少多了，但何香久从未中断。不同的是，他现在给老师、朋友、同学们写信，多用的是毛笔；他现在写好信，也不用再找邮筒，而是叫快递员上门取信。“经常有人拿用毛笔这事儿取笑我，说我是古代人。”他乐呵呵地对记者说。不过，在他的影响下，一些亲朋好友，也重新开始提笔了。“就在前天，我还收到了一封朋友的来信。”何香久很开心。

现在，全国已基本实现了“乡乡设所、村村通邮”，邮政服务网点正在延伸到每个村庄，让人们更好地享受到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2013年，何香久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他收到对口扶贫村庄的乡亲们的电话和来信，他们高兴地祝贺他，并叮嘱他一定要把真实的农村和农民生活的情况带到全国两会上，为百姓多说话。

几年前，何香久曾接到著名表演艺术家黄宗英打来的一个电话。

“黄老师兴冲冲地说，‘你猜我在干什么呢？我学会电脑了！正在打字呢。’”那时候的黄宗英，已届80高龄。难得的是，她不仅学会了电脑，还将先生以前写给她的厚厚的情书一字一字地敲进电脑里。

“我当时就感念，不管跨越多少岁月，书信对于人们情感的穿透力是永远不变的。所以我对她说，‘黄老师，人们常说，有的人活到一百岁还是女孩子，说的就是您这种人吧！’她听了哈哈大笑。”何香久说。

2013年，何香久换了智能手机，也用上了微信。通过微信，他随时可以了解国际国内的新闻事件，工作上发生的趣事、读到有启发的文章，他也常喜欢在朋友圈转发。

“手机短信、微信都是一种社会进步，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这毋庸置疑。但也不能说，现在的微信就一定比过去的书信好。当你拿着一封纸质的信，与捧着手机阅读，那种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亲人间出门能实时报平安，却无法体验到‘家书抵万金’的无比珍贵了。”何香久说，文字是有热度、有呼吸和心跳的，而写信就是温度的传递。在手机键盘和微信文字里，他很难感受到这种温度。

反而，曾经在编辑部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请前来送信的邮递员小坐喝茶、侃片刻大山，那种亲如朋友的感觉，以及在深夜一灯如豆的昏黄中，给陌生人回信开解心结的场景，成为温故岁月里的珍藏，何香久每想起来，总有故人归来之感，虽“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