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拍到“积极向上”的照片，谢万清习惯将自己的身子放低。拍《征服》时，他蹲在地上，让画面里的人“把牛抽得再跑快一点儿”。他从低处拍挑水的毛驴，把驴脑袋拍得硕大，木桶比远处站着的人还高。上世纪90年代，有手艺人扎了一堆红灯笼，垒在自行车后座上去县城集市上卖，他趴在马路中间，按完快门就往路边一滚。

摄影是他“这辈子最开心的事”。他第一次摸到相机是1969年，一位西安来的知青请正在山上放牛的他给自己拍照，手把手教他找位置、按快门，还在纸上画出构图，让他端相机的时候“不要呼吸”，“把人框到中间”。第一次拍照，他按了3次快门才把人拍得“不缺胳膊少腿”。

知青说，他在笔记本上贴的毛主席像“就是这东西拍出来的”。那会儿老谢一天的工时算下来差不多2角，而一台相机要100多元。

对于他这样一个农民来说，这几乎是最奢侈的梦想。“我当时想，30年能买上一台不？”谢万清说。

为了攒钱，他主动报名去修水库。工地上活重，可每天有5分钱的补贴。拉着石头下坡时，绳子断了，他整个人扑在地上，大腿至今有一道疤。干活时得了疝气，他怕耽误攒钱，就自己用钢筋挽了一个圈，箍在腰上以减轻疼痛感。直到几年前才在家人的强迫下做了手术。

他那时不敢跟别人说自己想买相机，怕在“斗私批修”的浪潮中被扣帽子。为了研究摄影的光线、构图，他一遍遍地看8部样板戏的剧照，以及毛泽东的照片。

10年后，他终于在陇县百货大楼买到了一台“红梅”牌照相机，此前他已经去柜台看过4次，每次钱都不够。谢万清说，那栋两层高的“大楼”相当于当地人心中的天安门，“在那之前，陇县历史上没有‘大楼’二字。人们就算旷工也要去看看”。

他家穷得连一台运粮的架子车都没有，而那台相机花了他70元。回家后，父亲捧着相机似笑非笑，“你真买回个好东西”，随后将他痛打一顿。村里人说：“这娃娃叫鬼把头麻咧！”

那时刚刚改革开放，村里的“主流”正在发生变化。判断标准从“家庭成分”渐渐成了“有没有钱”。谢万清曾有个相处9年的包办婚姻对象，结果对方因为他“不会找钱”，不愿意跟他结婚。他将这段失败的感情视为“人生中最大的挫折”。

“我当时就下定决心找钱，让她后悔，让其他女娃来追我。”谢万清说。

他想过学铜匠、木匠，但老师傅都规定学手艺的头5年没有工钱，他觉得找钱太慢，放弃了。上世纪80年代，他开始端着相机在庙会、集市旁干起了拍照生意，“搭个小棚子一遮，不然人家不好意思拍”。他耐心地为每个刚走进新时代的男男女女设计动作，教他们翘起二郎腿，手里夹支烟，或者望向远方。一年下来能赚七八百元。

他还为《宝鸡日报》拍新闻照片，拍亮晶晶的地膜和拖拉机。一张照片的稿费有10元。

村里没通电，他就用煤油灯做光源，用尿素和醋配制化学试剂，在地上挖3个坑，铺上块塑料布，当作显影、定影和水洗的暗房。

他曾把镜头对准自己的两个女儿。两个孩子面对面熟睡着，一只小猫从她俩中间的被子里钻出头来。“这是我最不容易的时候。”谢万清说，“你看，红被子还是用白线缝的。”他常说，自己“最对不起的就是家里人”。

1995年，农村人口急速膨胀，谢万清的孩子上学连名都报不上，学校里一张桌子旁围着3个孩子。他带着妻儿搬到了宝鸡市，在一家照相馆打工。这座城市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他曾收到一封从宝鸡发来的电报，通知他在农民摄影大赛中获得一等奖，可等他从深山的家里出发赶到，颁奖典礼已经结束了。他还在宝鸡办过人生中第一次“影展”——文化宫的橱窗里张贴了他的12幅作品。“连一面墙都撑不起来。”

在照相馆，他负责手工冲洗黑白照片，“这活儿在当时只有我能干”。老板给他开了所有人中最高的工资：一个月400元。但两个孩子在宝鸡上学的借读费每年就有上万元，加上房租，谢万清还是没能“发财”。

他没有放下相机，只是举起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有时在暗房里待了十几个小时，他已经精疲力尽。看到别人在拍婚纱照、证件照，他也“手痒”，“像鸟被困在笼子里”。

他尝试拍过城市里的高楼和夜景，但“没啥感觉”，还拍过公园里谈恋爱的男女，结果被骂“流氓”。他说自己适应不了城市生活。过马路时，有人提醒他要“走天桥”。有次走路累了，往地上一坐，有人跟他说“你坐在盲道上了”。

“农村哪有这说法呀！都是随便坐。”他不满城市空间太小，不开阔，空气不好，还老堵车。有一次，他赶高铁碰上堵车，干脆下车，扛着行李跑了20分钟。“差点没赶上！”他说话声音大，有时会凑到别人耳边，边说边习惯性地拍打对方的肩膀或膝盖。他跟别人打电话，免提永远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