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说得清楚这个行业还能好多久，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大家也担心这个工作没啥技术含量，自己容易被年轻人替代。”他说。

在这个“驿站”，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小明因为失业来送外卖，他盘算着先把信用卡的债还上，再换上西装领带回到写字楼。站里最年轻的是张信凯和杨俊这对表兄弟。他们从河南老家辍学后，去过江苏的工厂打工，之后来到天津送外卖。张信凯说，“干别的也是干”，送外卖相对能攒更多钱，他每月把钱交给同在天津打工的父母保管，以待来日“娶媳妇”。

在江苏的那个自行车工厂，他被安排在一条流水线上作业，每天雷打不动干8个小时，组装零件，偶尔还要加班，手上的活儿永远都是重复的。这种父辈习以为常的生活，他不喜欢。

张信凯喜欢送外卖，穿行在大街小巷，大风呼呼地刮过，有一种“飞驰”的感觉。外卖骑手大多在夏日戴上护袖防晒，他不喜欢，因为“会束缚自己”。一个夏天下来，他的手臂黑得像块炭。他说，自己感觉到了“自由”。

韭菜

送餐系统记录了这对表兄弟追逐“自由”的痕迹，他们在河西区的大街小巷里穿梭，每日平均送30~40单，碰上雨雪天气时，单会更多。时间是最大的敌人，有时正在路上跑着，一个单来了，张信凯一看，是反方向。没辙，只能逆行抢时间。

产业的兴盛直接喂饱了消费者挑剔的胃，人们对服务质量有了更细化的要求。每一单的配送时间被精确到了分钟，配送面积也越来越大。

这个小伙子说不清楚时间是何时变成自己头上的金箍的。他很清楚，如今外卖产业竞争的正是效率和服务质量。不断压缩的成本之下，超时会扣钱、投诉要罚款、违规会被拉黑，这个年轻人不得已频繁地逆行、抢绿灯、调头。他说，想干下去，没有选择。

他害怕接到附近小学的单。这意味着单极有可能是孩子父母给订的。他联系不上送餐对象，只能站在大门外急得走圈，等着慢悠悠走出来的孩子叫出外卖商家的名字。有时候放弃了，刚走没几步顾客追责的电话就响了，可不放弃，在这儿等上半个小时的事他也遇上过。

站里的每个骑手都有一肚子苦水要倒。有人碰上过写错地址的顾客；有客户吃了餐品拉肚子反而投诉了骑手；还有骑手接到差评，发消息过去一问，对方说“自己不小心点错了”。

陈奇刚来站里时，曾被一个居住在日租房的顾客投诉。他的奖金没了，这个西北男人“犯了大忌”，一个人跑去顾客留的地址讨要说法，结果门一开，人早搬走了，申诉彻底无门。

向上申诉大多数时候只会石沉大海。作为老资格的骑手，黄冰已经消化了这个现实。用他的话说，“上百万的骑手，每天申诉那么多，怎么可能都照顾到？”他自嘲地笑了，“而且平台多数是倾向于顾客，顾客不订餐哪有钱赚呢？”

在这个由骑手、平台、顾客、商家构成的四角关系里，有人打了个比方，“顾客是爷爷，商家是爸爸，骑手是孩子。平台唯一能得罪的，就是骑手。”

曾有辖区内的商家售卖“黄焖鸡套餐”，可只有查看详细的介绍才能发现，套餐里并没有米饭。因为米饭售价2元，加上2元后配送费会发生变化。商家要求外卖骑手到店后通知客户，如果需要米饭自备2元零钱。很多初来乍到的骑手不敢反抗，电话打过去，顾客劈头盖脸一顿骂，最后再附送一个差评甚至投诉。

还有商家接了单出餐太慢，外卖骑手决定先送其他的急单。后来，把单送去了，又得了差评。一问，顾客说，“商家可告诉我了，他们早把餐做好了，是你们不去取。”

“人性的算计、恶意太多了。”常山说，他有时心疼骑手，会补上几十块钱，充作被扣掉的奖金。还要转头在商户面前做小伏低，生怕脾气大的骑手把对方惹恼了。

黄冰从来不会找商家争辩。他知道，这个活儿想做下去，不能得罪商家。他采用的方法是，到店后主动找商户唠嗑。那些比自己年轻不少的小老板和收银员，他一口一个“哥”“姐”的叫着。最近3个月，他都是外卖站绩效第一。

“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曾在国企当过秘书的黄冰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