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说，自己此行来的目的除探病外，还将周恩来托他从延安带回的红枣和小米送给徐悲鸿。徐悲鸿听后感动地说：“请你代我向周恩来先生致谢，你不辞远路亲自送来，真叫我受之有愧。”

随后，郭沫若与徐悲鸿开始围着火盆交谈起来，郭沫若将自己有感于国民党独裁而起草的《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拿出来请徐悲鸿阅览，徐悲鸿阅后立刻在“进言”上签了名，还挽留郭沫若吃饭。两位男士相谈甚欢，徐夫人廖静文也忙得不可开交，几进几出，买了一些饭菜，还特意下山去带回一瓶泸州大曲来款待郭沫若。

郭沫若一边畅饮醇香浓郁的大曲酒，一边与徐悲鸿谈笑风生。徐悲鸿说:“我很敬重郭先生，不顾个人安危，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国统区的心脏，发出这样的战斗檄文！”郭沫若说:“你不也是把生命置之度外，在檄文上庄严地签下了自己的大名吗？”两人相视大笑。

酒过三巡，郭沫若凝视着徐悲鸿悬于墙上的水墨骏马，不禁诗兴大

发，即席挥毫作了一首七绝:

豪情不让千钟酒，一骑能冲万仞关。仿佛有人为击筑，磐溪易水古今寒。

见郭沫若行云流水般写下了这首壮志之诗，徐悲鸿遗憾自己病中无力，不能将二人今日见面的场景描绘出来。随后，由夫人廖静文送郭沫若到嘉陵江渡口坐船。

这首名为《访徐悲鸿醉题》的诗看似即兴随意而作，却恰恰可以看出陪都时期郭沫若的才情、风骨和血性。

徐悲鸿作为一个颇具家国情怀的艺术家，值此国土沦陷、外侮当前的时刻，不惜用手中的画笔挥写出一幅幅奔腾勇健的骏马，感召国人奋起抗争的信心。徐悲鸿的画与时代和国运紧密相连，他笔下的马具有临危不惧、昂首向前、永不低头的品格，是人格化、精神化的产物，更是一个灾难深重民族所最为宝贵的素质。郭沫若以悲歌击筑的典故，将磐溪比易水，表明欲与荆轲自喻，敢做为赴国难、义无反顾的斗士的决心。

望着郭沫若那慷慨激昂的诗句和点画飞动的书法，徐悲鸿早已技痒难耐，然而大病初愈，力不从心，唯有不停地称赞感慨。

时势造英雄的同时，英雄又造就了时势。郭沫若是中国近现代颇具争议的人物，还原历史本身，陪都重庆给他搭建了最有利他发挥的平台，给了他最好的用武之地。重拾尘封的记忆，陪都时期的郭沫若，其生命之花的绽放应当是最为光辉灿烂的时节。在性情上，他敢怒敢言；在学术上，他独立不迁；在创作中，他酣畅淋漓；在社交中，他恩怨分明。

翻开《郭沫若年谱》，1937年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只身从日本回国，大力鼓动抗战。1938年由广州赴武汉，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同年10月，武汉失守，经长沙、桂林，年底抵达重庆，开始了他长达七年半的陪都生活，然后于1946年5月离开重庆，尔后辗转北上，定居京华。

“年谱”所示，陪都时期的郭沫若不仅事功卓著，而且创作丰硕，可以说是其学术艺术的黄金时间。先后撰写并出版了《屈原研究》《石鼓文研究》以及收入《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等专辑的《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周易〉之制作时代》《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驳〈说儒〉》《墨子的思想》《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述吴起》《老聃、关尹、环渊》《宋钘尹文遗著考》《〈韩非子·初见秦篇〉发微》《秦楚之际的儒者》等大量的富于洞见的历史考据文章，作历史剧《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译歌德《赫曼与窦绿苔》；创办群益出版社，主编学术刊物《中原》。

1944年，岁次甲申，郭沫若有感而作《甲申三百年祭》，其中说：“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此文无论是历史考据，行文笔锋，还是思想高度，都称得上大家手笔，对于胜利在望的国民政府抑或是发展壮大的中共都应该具有历史借鉴的意义。毛泽东准确地看到了它的价值所在，旋即被中共中央定为整风学习的文件。

我们知道，陪都时期的郭沫若就有十分明显的亲共倾向，而中共虽然提出诸多改变中国的理想，实属尚无多少胜算的在野党。他居然无视当道，叫板政府，不能不说其风骨凛然。

1948年3月,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在南京主持召开院士选举会。经过五轮无记名投票，许多名流大腕在投票中名落孙山，郭沫若则顺利通过，成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豪情不让千钟酒”，自抗战以来、在陪都期间、于士林之中，郭沫若的人品、学问与气节，由此可以想见。

（作者系重庆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员会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