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据网友披露，将不是自己权利的作品拿来当作自己的作品，视觉中国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尤其是视觉中国将此作为一门生意来做，对于使用者动辄发警告函等做法更是惹来诸多争议。

“不是自己的财产，却要说是自己的财产，还拿去收取费用，这不叫权利滥用，这叫商业欺诈，很明显，这就像我们说这个房子不是你的，而你把这个房子假装自己的，去卖给别人，是构成欺诈的。”李明德说。

李明德补充说：“视觉中国推动中国版权保护，推动作品的商业性利用，是可以的，但是它自己首先需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去发放许可的、主张权利的作品，应该是他有权利的作品，我们要谴责它的是这一点，而非它的收费行为。”

单就视觉中国以维权作为其商业模式的行为，黄武双认为，还是有点“过”，这种“过”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视觉中国在市场上占有明显优势，具有定价权，且定价过高。黄武双发现，目前来看，视觉中国单张照片定价过高，“在欧洲和美国，图片是没有这么高价格的”。如果市场上有如视觉中国一样数量级的同类公司，形成充分竞争，情况可能会有改观。

第二，打官司本身没有问题，“单个诉讼本身也不构成权利滥用，但是如果靠打官司形成一种高压态势，配合警告函、通知函等，这就是有问题的。”黄武双说。

据媒体报道，越来越多企业收到视觉中国的质询函或律师函，被告知涉嫌图片侵权，面临每张图片甚至高达上万元的赔偿。

而此前，视觉中国曾声称，大多客户会在诉讼判决前与其达成和解，成为长期合作客户，最终通过法庭诉讼生效判决的金额不超过0.1%。

姚兵兵证实，视觉中国的前身——华盖创意在刚进入中国时，确实是通过诉讼来打开市场。在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大环境下，华盖创意的确拿到不少胜诉判决。“后期，视觉中国打官司就少了，多是拿着已经生效的法院判决去谈”。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诉讼对视觉中国而言也并不容易。姚兵兵说，法院审查证据的标准非常严格，比如，在其提供的授权证明中，很多都是整体打包，包里究竟是谁的作品，谁的授权，无法明确，如果被告提出抗辩说“在你之前有其他地方也使用过同类作品，作品没署名或是署名和你没关系”等，法院一般都会驳回原告诉求。

不过，在诉讼中也曾出现过以打上水印来证明自己拥有著作权的，而这也是最被诟病的。实践中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发生混乱的，“打上水印就是他的，降低了他自己的证明标准”，姚兵兵说。

姚兵兵补充说，案件真正进入司法程序后，法院对证据把握比较严格，水印决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署名。

对于没有版权却非要求版权的这种做法，黄武双建议加大监管，加强惩罚。

齐爱民说，在视觉中国并不具备对涉诉作品合法著作权的前提下，其通过施压达成合作的行为，可能涉及到欺诈以及对原著作权人权利的侵权，严重的可能涉嫌诈骗罪、敲诈勒索罪。

商业环境缺乏诚信

为什么会发生没有版权却又堂而皇之要求版权这种事情？

“这与我们的商业环境有关系，简而言之，就是缺乏诚信的问题。”李明德说，对于有形财产的权利，大家都很好理解，但是对于无形财产权利，却不能作出同样理解。

比如，所谓的权利方发了律师函，为什么不去问有没有证据证明这个东西是不是你的？“这说明，我们对于知识产权的认识还处于比较模糊、混沌的状态。”李明德说。

齐爱民认为，被诉侵权人往往因为知识产权专业性不强、举证困难、畏惧诉讼风险等最终选择通过和解的方式息讼，无形中助长了视觉中国“钓鱼维权”的不正之风。

李明德说，当有人以权利人身份索赔时，应该要求他提供权利证据，比如，追问这个照片的作者是谁？通过什么方式把这个照片转让给他，许可给他？一般假权利人就会在这个过程中退缩。剩下极少数假权利人继续主张“权利”的，受害者可以从商业欺诈角度去解决问题，商业欺诈行为一旦被认定，其将受到严厉处罚，“就是要让他感觉到痛”。

而这样去做的人在实践中并不多，追根究底，还是因为我们整体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

“很多市场主体确实用的是别人的图片，只要有人找来，他就心虚了。”李明德指出，正常的做法应该是主动去寻求许可和获得许可。

李明德说：“现在整个大环境提倡创新，提倡知识产权保护，市场主体对于相关作品，首先要搞清楚自己有没有财产权，对于受到威胁的主体，也要搞清楚对方有没有财产权。对知识产权财产权的认识，是可以借助于有形财产的知识的。”

齐爱民强调，作为中间平台，不管是获得著作权人合法授权，还是在授权范围内转授权第三人都需要严格遵守版权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为不管是超出授权范围的转授权、还是未经授权的转授权、乃至利用有利地位非法控制作品市场流向和授权费用的行为都将对著作权人、被授权人造成损害，并进而引发文化产业的灾难和社会秩序的混乱。

姚兵兵则倡议大家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依法尊重别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