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笔者随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专题调研组赴江浙两省调研时发现，两地结合本地产业优势，深度拥抱智能制造，逐步形成政策体系日益完善、融合环境不断优化、产业生态纵深推进的良好局面。2018年江苏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57.7，连续四年居全国首位；浙江省重点制造行业典型企业装备数控化率达到近60%，机联网率40%左右，“云上浙江”平台累计“上云”企业达29万家。不过，我国尚处于智能制造起步阶段，还面临着一些问题。

一是制造企业基础薄弱，有的还处于工业2.0和3.0补课阶段，技术改造难度大。

二是融合解决方案匮乏。融合服务商多数为软件或硬件服务商转型而来，系统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

三是人才技术瓶颈突出。目前普遍缺乏掌握核心技术的高技能人才。智能装备、自动控制、工业协议、高端工业软件等融合技术的对外依存度高。

四是智能标准不统一。数据采集交换、工业微服务框架、平台之间互联互通等缺乏通用标准。

五是制度机制存在制约。部门多头管理现象突出，政策碎片化倾向明显，区域之间也缺乏统筹的协同机制。

发展智能制造，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相关企业，都需要有长期规划和战略眼光。在政策制定上要坚持“三个导向”，营造健全融合发展环境。

一是市场导向，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目前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注册数量超过50万，平均工业设备连接数达59万台，工业APP1500多个。有的企业数字化后研发成本降低30%，生产效率提高10%，节能减排10%以上。智能平台赋能制造企业的效果显现，企业改造升级的积极性得以体现。建议采取分类指导，引导大企业建设平台方案和推广标准，小企业创造应用场景和融合生态，形成“大企业建平台，小企业用平台”的商业氛围。同时，发挥我国龙头企业、军工企业和先进地区优势，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巨头，积极参与智能制造标准建设，从行业标准出发，上升到国家标准，乃至国际标准，从而占据国际话语权。前不久国际5G标准的制定推广就给我国政府和企业提供了很多经验。以中小制造企业解决困难和问题入手，通过“企业数字化制造、行业平台化服务”组合拳，帮助中小企业提质、降本、节能、增效。可以借鉴面向中小企业智能制造服务的浙江“新昌模式”，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推进中小企业智能制造工作方法。

二是问题导向，集中力量攻克核心技术。以问题为纽带，发挥我国制度优势，系统梳理制约深度融合的痛点堵点难点，重点突破工业网络、工业软件、控制芯片和智能装备等卡脖子技术。改变以往大学、研究所、企业各自为政和单兵作战的办法，可推广浙江省政府、浙江大学、阿里巴巴公司共同打造的之江实验室创新平台，即政府、科研院所、企业、金融机构协同推进，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推动和引导，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体系，研发关键共性技术。同时，要分行业、分领域制定发展路线图，按照需求牵引、系统推进、分业施策的原则，明确分行业深度融合路径。建议以制造业企业需求为核心，推动成立工业互联网平台技术联盟，营造开源技术体系和共享产业生态，为制造企业提供技术支撑。加强宣贯培训，宣传制造企业“上云上网”的技术改造前景。另外，针对人才培养难题，建议调整高等院校专业设置，建设智能制造技术学院，培育企业实训实习基地，为高端技术人才的培养打下基础。

三是应用导向，通过试点示范加速融合。通过重大专项和试点示范，特别在制造企业的具体场景和流程环节中，形成能够快速推广的成熟技术产品和优秀解决方案。如江苏省建立的无人工厂，智能车间和柔性生产的示范点，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在智能制造融合过程中，地方政府要打破地域封闭和利益格局，增强协同协作效应。一是在探索区域之间融合模式，搭建智能企业和制造企业的公共服务平台方面先行先试，提高供需衔接成效和市场运行质量，使得“智能+”和制造业之间能够自主联系、信息通畅，让需求端和供给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现比翼双飞、双向发力。二是政府要建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容错纠错机制，创造支持新业态的营商环境。通过投资、贴息、奖补等方式支持企业改造，对于企业开展智能化技术改造的项目投资列入研发加计扣除，建立留抵退税制度等一系列具体实在的政策。

(作者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办公室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