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网9月17日电  在中国印刷博物馆展厅的明显位置，陈列着《经济日报》1987年5月21号的最后一期铅排报样以及5月22日的最新一期激光照排报样，成为中国印刷出版“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重要实证。

而这与“748”工程密不可分。“748”工程即1974年8月，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国家确立的“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研究项目。王选作为技术总负责人，成功研制出中国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为汉字的信息化处理插上了翅膀。

最重要的是，“748工程”使计算机能够识别、检索汉字，为汉字的信息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试想一下，如果计算机不能识别、检索汉字，至今都不能用电脑、手机进行汉字的信息处理，后果不堪设想。世界上至今的读者能和千年前的古人通过古籍对话的国度，目前除了中国，还有别的国家吗？没有！中华文化与中国文明因汉字得以几千年绵延不断地传承，这是中国印刷出版的独特价值。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日子即将来临，各行各业都在梳理7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印刷出版业的故事也同样精彩。中国印刷出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传承与弘扬中华文化是它的一个特殊使命。而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出版人、印刷人，总是在最危难关头、最艰巨时刻，拿出创新之举，使中华文化得以螺旋式上升。

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新中国政权，经历了革命战争时期，其间书报刊就发挥了宣传真理、引导群众、发动群众的巨大作用。正因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三天，即1949年10月3日就召开了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毛泽东主席专门为该会议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可见当时中央对出版工作的重视程度。改革开放初期，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比如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二为方向（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两个效益（社会效益第一，兼顾与经济效益的统一），至今仍有效指导着我们的出版工作。随着1990年，新中国第一部著作权法诞生，1997年国务院颁发《出版管理条例》，开启出版法治化进程；2003年启动推行出版社转企改制，激发活力，日益走上世界舞台……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版事业得到蓬勃发展。我们仍然不能忘记出版的天职：记录历史、传播知识、传承文明。  

我是上世纪60年代生人，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买到心中所仰慕的那本书，手中攥着节省出的饭钱，在新华书店前排着长队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在我的书架上还保存着当时买的几本名著和一本《怎样快写钢笔字》的小册子。除了读书以外，还有读报，读的最多的是《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那些大家名家写的短而美的文章，对我帮助很大。那一阶段对知识的渴求与补充，影响至今——目前我主持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工作，依然对文字秉持很高的要求。

现在再逛书店，感到的是琳琅满目、品种丰富，甚至有一种无从下手的幸福困惑。从“书荒”到“书海”，不得不说有印刷的贡献，不得不说与“748工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记得曾有人说过，1400多年前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在当时不亚于当今互联网的出现，对我们生产生活方式产生巨大影响。如何讲好中国印刷出版的故事，也成为我们的使命。前不久中国印刷博物馆主办了首届印刷出版文化国际研讨会，邀请海内外印刷出版界的专家，共同探讨凝聚在印刷和出版业之上的文化性，如何引领当下世界各国人民在印刷出版的贡献下取得更好进步，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印刷出版界落地生根。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会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地来丰富平台，为人类大家庭的美好未来，贡献一份小小的坚实力量！（ 口述 /全国政协委员 孙宝林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