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就是《从脱贫解困迈向乡村振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贵州“百村调查”》，记录了105个村脱贫攻坚的生动故事。

献礼70周年，贵州省政协农业农村委员会从年初就开始酝酿要献怎样的一份大礼。他们选择做一本书，贵州省政协副主席蒙启良说：“贵州对农村的投入最大、付出最多、效果最好，脱贫攻坚取得了巨大成就，值得我们政协人大书特书，留存后世。”

贵州地处西南一隅，千百年来，被贴上了“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贫困标签。面对贫困，贵州人民经历了改革开放前艰难曲折的反贫困探索、改革开放促生产缓贫困、实施开发式扶贫、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创造了一个个成功的减贫范例，涌现出一批批减贫英雄，减贫成效令人瞩目。

可以说，贵州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减贫史。

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了贵州脱贫攻坚取得的成绩，称之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大踏步前进的一个缩影”。

“我们希望通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贵州农村深入调研，讲述脱贫攻坚的故事，揭示脱贫攻坚的微观经验，为减贫事业贡献贵州智慧和贵州经验。”蒙启良说。

今年2月，一份调研方案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贵州省88个县市区政协，贵州“百村调查”编撰工作正式启动。每个县级政协自主选择3个村进行深度调研（按好中差标准分别选1个），并重点围绕发展较好的1个村撰写1篇调研报告；市州级政协负责在全市（州）范围内选择6个村进行调研（按好中差标准分别选2个），并重点围绕发展较好的2个村撰写2篇调研报告。

4月，9个市（州）政协负责人及工作队成员在省政协机关接受调查培训。7月，对各县市区政协报送的调研报告进行论证、修改、编辑。9月，正式出版。

前文提到的李玥，参与调查撰写了《昔蒲村：石旮旯变“绿色银行”》。印江县政协通过前期了解情况，选定了昔蒲村。按照省政协的要求，收集所调查村的村志等历史资料，选取10户入户调查，其中贫困户占40%，边缘户占30%，富裕户占30%，使调查对象具有代表性。

“为了增加样本量，我们选取了15户。”李玥说，在撰写报告中，感觉材料不足的，还要不断电话询问。

这次“百村调查”也着实锻炼了政协干部的“四力”。

在贵州各级政协组织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呈现出105个村脱贫攻坚的生动实践。

但凡反贫困成效突出的村，总能看到一个坚强的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面对全村“山上光秃秃，屋里干穷穷”的苦境，海雀村党支部书记文朝荣向全村群众提出了“山上有林才能保山下，有林才会有草，有草才能喂牲口，有牲口才能有肥，有肥才能有粮”发展思路。青杠坝村党支部书记冷朝刚提出不能走“生活靠种田，收入靠打工”的老路，带头在自家地里搞起大蒜、辣椒、西瓜轮作试验，取得成功后用自家房产作抵押贷款给村民买种子，一家一家地教技术。

凡是经济社会取得巨大发展，群众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村，都是紧随时代发展潮流，积极推动农村产业革命。岩博村党支部书记余留芬说，“要么就不干，要么就干好，一定要带领群众换个活法。”她带领村民先后办起了特种养殖场、煤矸石砖厂、农家山庄、小锅酒厂、火腿加工厂等经济实体，让村级产业和群众收入实现了滚雪球式的发展。洛郎村在龙头企业帮扶下成立了板栗种植专业合作社，改变了单家独户生产时“单产低、价格低、效益低”的现象，使板栗树成功变身“摇钱树”。

生态扶贫，既发挥了贵州的优势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又弥补了部分生态脆弱地区的不足。“开荒开到山尖尖，种地种到天边边，辛辛苦苦种一季，勉强糊口吃半年！”坡老村从2002年实施退耕还林以来，村民们在山上种上了金银花、李子、核桃、板栗，现在又种上石斛，荒山都变成了真金白银。

把不能就地脱贫的群众搬出来，贵州探索形成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易地扶贫搬迁经验。代京村根据当地少数民族村寨实际，将群众“难懂”的普通话翻译成群众能听懂的“方言”，让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更加深入人心。组织技能培训，与对口帮扶单位签订搬迁户优先用工协议，解决了群众搬出来的“饭碗”问题。

早在20世纪90年代，贵州就在全国率先提出了“旅游扶贫”的发展思路，提出扶贫工作必须把重点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一个个村的减贫实践，一个个村的创新探索，一个个村的脱贫成效。蒙启良说，“通过脱贫攻坚‘百村调查’，在微观层面总结贵州的减贫经验，和各种宏观层面的经验总结一起，共同构成更加立体、更加丰满的‘贵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