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浩多了一重身份——中央指导组防控专家组副组长。当日晚，他随队抵达武汉。为了全面了解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社区防控情况，吴浩率队调研了江汉区的居民小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超市等场所，很快，他发现了社区防控的诸多漏洞——

初到：到处都是感染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确诊患者的救治，另一个是社区防控。然而，刚到武汉，我发现武汉社区防控存在很多的漏洞。

第一，用救灾模式应对传染病防控。疫情发生后，武汉市将绝大部分的精力和人力都放在确诊患者的救治上，没有充分认识到社区防控的重要性，社区防控不到位。

第二，社区的医学观察技术指导不到位。疫情发生后，社区医务人员大多被抽调去支援医院，忙着参与救治，社区防控薄弱，不能有效发挥社区本应有的职能——阻断传播途径、控制传染源。

第三，人员随意流动，社区感染严重。1月23日武汉封城；1月26日，武汉市内交通停运。但是，武汉城内人员流动管理却始终无序，轻症感染者外出买菜、活动，重症感染者外出就诊、寻求床位，密接人群人数众多。无序的人员管理为后期的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重大的风险和漏洞，不符合传染病防控中控制传染源的相关要求，更不符合新冠病毒的防控要求，新冠病毒不同于SARS病毒，不发病人群也具有传染性，传染性很强，隐秘传染较多，传播渠道广。由此埋下众多接触性感染的隐患。

第四，生活垃圾未专门处理。当时有大量的确诊患者居家治疗，产生了大量的生活垃圾，但由于没有针对性的垃圾处理办法，负责清运的环卫工人感染风险极大。加之武汉水域广泛、阴雨天较多，生活垃圾的堆放污染环境，进一步带来隐匿传染的后患。

第五，社区管理存在问题。一方面，社区管理由民政部门负责，民众动员未到位。另一方面，居委会同志需抽出不少时间用于填表、应付各类检查，挤占了真正的疫情防控时间。有的居民小区测体温流于形式，甚至不测体温也能随便出入。有的居民小区消毒不规范，要么消毒不到位，要么过度消毒。

第六，社区医务人员存在感染情况，主要原因在于防护物资短缺、培训不足导致的防护不到位。此外，部分社区医疗卫生机构的新冠肺炎处理流程不合理，部分机构隔离点的设置不规范、存在交叉感染风险。

医院没有床位，社区没有封死，人们随意走动，到处都是交叉感染风险，给新冠肺炎的摸排工作带来极大难题。同时，新冠肺炎患者的确诊就像割韭菜一样，一茬接一茬。

解题：做实扎牢社区防控这条战线

封城解决了新冠病毒的扩散问题。但武汉城内，要想解决无序问题、让传染源“断根”，就必须做实扎牢社区防控这条战线。换句话说，如果社区没有控制好，一线多少精锐部队都会打光的。

中央指导组防控专家组驻武汉市社区防控小分队自2月6日成立以来，分成13个小分队，深入武汉市13个区（不包括东湖开发区和东湖风景区），走访了武汉市所有街道、80%左右的社区以及161家社区卫生服务及区级疾控中心，并结合调研情况梳理了系列建议，目前都已得到当地政府的积极回应和认可。

提出网格化管理策略。建议地方强化党建引领，依托“街道、社区、网格、楼栋、党员中心户”五级组织体系，抽调机关干部党员充实社区防控第一线，落实“四个包保”（区级领导包街道、街道领导包社区、街道干部包网格、党员骨干包困难家庭），推动组织力量向社区全面下移。

提出关口前移、实行小区封闭管理。为做实“四早”，社区一律实施封闭管理，只保留一个出入通道，医护人员、医药物资从业人员、抗疫公务人员和水电油气、通讯网络、粮食蔬菜等基本民生保障从业人员凭单位证明进出，进出人员都要测量体温并实名登记。对有确诊、疑似患者的单元，采取封闭该单元并派人驻守单元门口。

提出落实四类人员排查方案。社区防控组对“四类人员”应收尽收、应治尽治问题与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多次沟通，就病人的分类、分级、分层收治细节进行了细致的研究。针对患者收治率低，建议加大医院转阴病人的床位腾退，同时开辟新的隔离点。

建议针对生活垃圾及环境开展消毒处理。在加大重点区域消毒覆盖、加大对社区垃圾规范管理和及时清运的督导上，指导居家隔离人员涉疫生活垃圾的分类和消毒管理，督促隔离点垃圾分类处置，提高转运频率，降低社区内传染风险和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倡议广泛发动群众，形成群防群控。广泛动员在职教师、退休干部、村医、各村党员、入党积极分子、有志青年组成庞大的志愿者队伍，积极主动参与到超市购物点管理、各社区（村湾）的封控管理、各个卡点轮流值守、湾内巡逻、为村民代购生活物资及代领快递等行动中来。特别是在集中隔离点医护人员的配备上，在街卫生院任务重、人员紧缺的情况下，村医积极主动参与到集中点的工作中来，解决了最大的难题。

上述建议逐步落实的过程中，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的源头逐渐被控制住了。武汉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自2月9日以来呈现快速下降趋势，小区封闭管理和“四类人员”有效排查等效果显现，社区内传播风险极大降低，从源头上控制了疫情蔓延趋势，拧紧了“水龙头”。

反思：如何提升基层公共卫生应急能力

假如中国的初级卫生保健系统能更好的话（这里我指的“好”不仅仅是在医疗水平方面，还包括在公信力方面），那么我们不会看到在1月份人们蜂拥而至扎堆医院的现象，我相信很多人是在那时被传染的。由此推论，医疗系统也不会如此崩溃，当时是流感季，大量非新冠肺炎患者聚集在医院，医生本可以将更多的精力用在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身上，而不是分心于实际上没必要来医院的人。可见，如果中国能加强初级卫生保健系统，就能分流病人、减少恐慌，并减轻医疗系统的压力。一个好的初级卫生保健系统也有助于开展健康宣教等系列工作。

具体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公共卫生应急事件中的职能思考，我认为必须发挥好“网底”和“守门人”的职能。希望今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尽快完善：

第一，在公共卫生应急事件发生时，基层需要有即刻响应、迅速推动应急事件科学管理的能力。因此，建议明晰基层机构在公共卫生应急事件中的责任界定和工作流程。我认为应包括：基层机构应尽快将信息汇报给属地的相关部门和机构（如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卫生健康委等），并跟踪疫情进展，促进相关机构反馈，提出自己的应急处理建议；属地相关机构应通过基层机构，迅速向居民发出通知，倡导通过电话、微信、短信、视频等沟通形式；家庭医生对居民出现的急性症状进行初步鉴别诊断，并给予下一步处理建议，包括社区就诊、居家隔离观察或转至上级医疗机构等；除承担与医疗卫生直接相关的工作之外，基层机构对于其他的社区防控工作也应给予协助或指导。

第二，对基层医务工作人员岗位职责进行细化，确保基层医生能够把主要精力放在居民需要的健康维护业务的能力提升上，并在基层卫生工作中发挥专业技术特长。

第三，强化基层医务人员在日常工作中的病例规范书写。对患者及其家属重要的健康信息，尤其是新近出现的症状或健康问题，绝对不可遗漏，以便在疫情初期就能够尽快识别，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基础。同时，大力推行信息化手段，优化并简化基层大量的报表工作，重实效，轻形式。

第四，应该设计面向基层医务人员的关于公共卫生应急事件识别、上报、防控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的培训。

第五，改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房屋设计。基层机构应对房屋进行适当的改建，预留至少一间诊室及与之匹配的相关工作区域，作为公共卫生应急时期的临时用房，并需建立专门的进出通道。

第六，疫情发生后，应迅速建立全国（或各省市）电话和网络在线平台，统一口径，应答广大民众对未知疾病的疑惑，并给予指导和建议。

最后，再对公共卫生系统做些反思。事实上，目前中国的疾控并不代表公共卫生，公共卫生应该是预防+临床+社会学。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关键时刻还需发动基层力量，例如全科医生的特长“人熟地熟门熟”，在此次疫情防控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