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日前迎来百年校庆之际，获得大额捐赠。其中最大一笔捐赠是股票捐赠，市值约2.6亿元（人民币，下同）。

近年来，高校获得校友的大额捐赠已成常态，慈善捐赠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推力。

近10年，向高校捐赠的额度不断被刷新，催生了一批蓬勃发展的高校基金会，并出现了新的混合捐赠形态。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高校基金会的一些问题：善款流向不平衡、高校基金会专业化运作面临挑战等。

2018年，杨国强捐赠的清华大学国强楼奠基。 国强公益基金会供图

不断被刷新的纪录

如今，股票捐、现金捐、物资捐均已普遍，“校友捐”亦发展出多种形式。近年来，向高校进行大额捐赠的一个特点是“校庆捐”或“院庆捐”。例如，2012年，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企业家杨休捐出4亿元，刷新了该校捐赠史之最。当年，中国人民大学75周年校庆之际，裘国根通过其创办的企业向该校捐赠2亿元。

2016年，电子科技大学建校60周年之际，校友熊新翔捐给母校10.3亿元。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80周年校庆，获得多位校友的巨额捐赠，并由此迈入高校捐赠“10亿俱乐部”。

高校大额捐赠的另一特点是持续性。例如，捐赠人李达三自1993年起即向复旦大学持续捐赠，2015年复旦管理学院30周年之际，他又捐款1.1亿元。

有的持续捐赠则有完整的计划。2014年金光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黄志源向北大捐赠5亿元支持“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计划，北大官方表示是“连续捐资10年”。2016年，上海遂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设立“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遂真教育发展基金”的方式，计划持续10年向浙江大学捐赠共计11亿元。

10年间，向高校大额捐赠的额度记录不断被打破。2015年，中国泛海控股集团董事长卢志强向复旦大学捐赠7亿元，创下了该校校友单笔及累计捐赠金额的记录。

该额度很快就被超过。2019年，在清华大学108周年校庆之际，融创中国董事会主席孙宏斌捐赠10亿元，创2019年中国大学校友单笔捐赠最高纪录。今年，中公教育集团董事长李永新向北京大学捐赠10亿元。

2018年，碧桂园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国强向清华大学捐资22亿元，创下了中国大学社会捐赠最高纪录。

2020年，万科企业股资产管理中心代表万科人全体将企业股中心的全部资产2亿股万科股票一次性捐赠给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市值约53亿元，是目前国内对高校基金会单笔捐赠金额之最。

钱归何处

面向高校的大额捐赠资金都被用到哪些方面？记者梳理发现，人才培养、教学科研和硬件建设是重要流向。

早在2011年，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向北大捐赠9亿元资产，聚焦的就是人才和科研。2012年，杨休向南京大学捐赠的4亿元中，有1亿元是史学发展基金。

2018年，杨国强向清华大学捐赠的善款，也是用于支持该校基础前沿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高端人才引进。

前不久，拼多多创始人黄峥及繁星公益基金向浙江大学进行了第一期资助，在未来3年至5年间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捐助1亿美元，用于“计算+生物医疗”“计算+农业食品”“先进计算”3个创新实验室的科研项目。

企业通过捐赠与高校深度合作共推科研发展也是一大方向。例如，2020年，项光达及青山控股集团捐赠3亿元设立“浙江大学青山教育基金”，要深化产研合作，共同构建高度协同的科技攻关模式。

同年万科的捐赠活动透露，将与清华大学共建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并发挥各自优势，推进公共卫生领域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政策制定，提升我国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水平。

与高校合作并非大额捐赠方唯一采取的形式，有的企业家自己捐资办学。例如，自2009年起，腾讯公司创始人之一的陈一丹陆续对武汉学院进行了投资捐赠，分两期捐赠20亿元办武汉学院；2019年5月，陈一丹又捐出价值超40亿港元的腾讯股票，其用途包括对武汉学院的继续支持。

2020年，企业家虞仁荣承诺捐资200亿元在家乡浙江省宁波市高标准建设一所理工类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目前，宁波市虞仁荣教育基金会已注册成立，并已签订相关捐赠协议。

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我国的高校教育基金会仅有20家；截至2015年11月30日，已增至约400家；截至2020年6月15日，各级各类高校教育基金会超620家。

尽管机构数量增长迅猛，但大额捐赠的不均衡现象仍然存在。早在2016年，即有学者指出，挤入校友捐赠“10亿俱乐部”的高校基本都集中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高校的获捐额较低。

从捐赠来源看，一方面，大额捐赠在高校获捐善款中占比非常高；另一方面，来自校友的数额较小的、常态化的捐赠较为缺乏，加上“校庆捐”“院庆捐”这类大额捐赠活动时有举行，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前资助高等教育的慈善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高校与校友间的沟通与维系做得还不够；二是高校基金会缺乏专业筹资体系和与之配套的专业人才。

有公益界人士认为，高校基金会过度宣扬大额捐赠，反而不利于常态化捐赠的开展，“爱心无分大小，慈善是维系校友与母校情感的最好方式，应鼓励小额、持续、日常的捐赠，做好善款用途信息披露。”

以西湖大学筹建为例，其过程中不仅有企业家秦英林累计捐赠9亿元的大额善款，截至2019年底，共有43位创始捐赠人和超过1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为这所大学捐赠，其中包括学生、工程师、公务员、教师和外来务工人员等各群体。全国政协委员、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认为，捐助教育是最好的慈善方式之一。

成思危基金、机构投资者评论等多方联合调研报告显示，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2017年捐赠规模突破100亿元大关，2020年总规模突破400亿元，尽管数额剧增，但投资收益率不太乐观。

高校获捐后，要做的事情不仅是如何使用资金，还应通过保值增值实现可持续发展。国际经验显示，一些高校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和投资公司进行保值增值。然而，前述调研报告也认为，不应照搬海外模式，在明确红线、底线的同时，赋予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更多的创新与探索空间，促进高校教育基金会提升筹资能力和投资收益率，已是必经之路。

去年底，“中国民生信托—2020立德树人慈善信托”在北京市民政局完成备案，这是国内首单由高校基金会作为委托人的慈善信托。这也意味着，在未来，高校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有了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