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上午，我作为工作人员跟随全国政协党外委员“学习百年党史，增进‘四个认同’”视察团到了贵州省瓮安县猴场镇西的一座四周用青砖砌成桶墙的木结构大四合院。举目望去，墙左侧有碉堡、马房，正厅后面有花园，桶墙右侧竹林掩映，后山古木参天，这就是被称为“伟大转折的前夜”的猴场会议的旧址。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博古、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王稼祥、刘少奇、邓发、李德等人参加。会议经过激烈讨论，重申了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战略决定，批评了博古、李德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了“建立川黔边区新苏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批判和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军事错误。《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与作战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明确地指出军队的决策权必须置于政治局的集体领导之下，坚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从根本上摒弃了李德、博古等人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压制不同意见、个人包办的状况，进一步解决了军事指挥权问题。

在猴场会议之前，中央先后召开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通道会议是在军事形势十分危急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次会议，当时红军在付出重大牺牲突破湘江封锁线后，又面临国民党在北出湘西道路上重兵布下的大口袋阵，如果仍按原计划实施北出湘江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就会陷入严重危局之中。在这种极端紧急的情况下，1934年12月12日，中央红军领导人于湖南怀化的通道县境内召开了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与李德等坚持原前进方向不变的主张不同，毛泽东在会上坚决主张放弃原定计划，避强就弱，向贵州转兵。毛泽东的提议首先得到了朱德的支持，接着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等也表示支持。于是会议决定：“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会后，中央红军放弃了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行军路线，转兵西进贵州，史称“通道转兵”。

通道会议因是中央红军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而被载入史册，但通道转兵只是对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进行了战术性调整，暂时甩开了国民党追兵，化解了燃眉之急，却没有从根本上统一对战略转移方向的争论。因此12月18日中央红军在贵州黎平召开了长征途中第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政治局采纳了毛泽东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的主张，从根本上实现了战略转兵，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指明了正确方向。

猴场会议在黎平会议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转兵贵州、进军黔北、创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新根据地战略方针。它巩固了黎平会议的成果，肯定了黎平会议所决定的进军方向，初步恢复了党的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从思想上、政治上和军事上，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准备。会后,中央红军以势不可挡之势，抢渡乌江，攻占遵义，翻开了中国革命新的篇章。可以说，猴场会议在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之间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是遵义会议最直接的前奏曲。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革命由危转安、由败转胜的重要阶段，它们的顺利召开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猴场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转折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所体现出来的自我革命精神，不仅在过去是我们党克服困难、克敌制胜的法宝，现在也仍然是我们党干好各项工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大思想武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勇于和善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百炼成钢、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一个根本原因。建党以来的百年实践，正是经历了风雨如磐的岁月洗礼，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经历了筚路蓝缕的不懈努力，才有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有机会作为工作人员参加这次党外委员视察活动，使我深切地感受到学习百年党史、重温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既有利于传承红色基因、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精神营养，又有益于展望未来、坚定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它还使我深切地感受到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党的自我革命精神。这不仅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

（作者系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