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先生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前不久，清华大学拍摄的纪录片《大学》全国上映，影片以4位清华人选择的故事为青年们提供了一扇深度思考与学习的窗口。为什么要上大学？究竟什么是“大学精神”。大学之道对人一生将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新学期伊始，邀请部分全国政协委员讲述大学之道，寄语新生。——编者按

我的母校苏州大学对我有一份特别的含义：我是在母校长大成人的。16岁的时候我从江苏句容县城考进苏州大学数学系，四年求学期间，我在母校一批慈祥老师和朴实同学的教育和帮助下，在母校沧桑厚重的红楼、绿荫环抱的球场、石凳石桌的食堂、嬉笑打闹的宿舍、美轮美奂的银杏道、唯美浪漫的樱花林和沁人心脾的桂花香的环境中走向成熟。可以说，我毕业至今的35年人生中的每一步都有母校的烙印。

我记得第一学期就因为在课堂上不守纪律而被班主任约谈。贪玩的代价则是我在第一学期期末就迎来了人生求学经历中唯一一次的考试不及格，而且不及格的课程是数学专业一门核心的基础课——高等代数。对于大多数读过大学的人而言，如果被问到在大学期间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知识点时也许要好好想想，对我而言则是脱口而出：高等代数课程里与矩阵性质有关的凯莱-哈密顿定理！因为当年补考卷中的一个分值很高的题目就是证明这一定理，而且关键是我做出来了，岂能不刻骨铭心！然而，我在当时绝对不可能想到的是，在我此后数十年的学习、教学和研究过程中，竟然多次与矩阵和这一定理神奇相遇！我的硕士生阶段是在南京师范大学跟随导师黄开斌教授学习矩阵计算；我的博士生阶段是在东南大学跟随导师宋文忠教授学习控制理论，其中的线性系统理论多次用到凯莱-哈密顿定理；我如今从事的是网络科学研究，我在讲学时经常会举谷歌的案例：两位创始人当初在斯坦福大学读研时正是通过把万维网表示成矩阵，进而设计出了搜索引擎算法。这次的不及格经历居然指引了我今后的学术人生！对于如今的青年学子而言，考试失败、拿不到奖学金、论文被拒等等都要以更为坦然的心态去对待，短暂的挫折也许会成为一生宝贵的财富。

大学期间我遇到的一批苏大数学系的老师都非常好地体现了严谨求实的师风。其中，对我今后的学术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谢惠民老师。谢老师是1983年来到苏州大学工作的，我当时记得系里还专门召开大会欢迎谢老师加盟，因为谢老师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授予的第一批18位博士之一，读博期间师从著名数学家关肇直先生从事控制论研究。当时，博士这个头衔对我们而言是极为神圣的存在。因此，大学最后一个学期得知谢老师要开设《运筹学》选修课时，我便毫不犹豫地选了这门课。谢老师深入浅出地讲解了线性规划的单纯形法等内容，但是由于考试前我忙于去南京参加围棋比赛，因此自我感觉考的并不算好。考试后恰好看到谢老师在教师休息室里面坐着，于是斗胆进去与谢老师聊了一会，并且还聊到了下围棋要运筹帷幄。谢老师和我自己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看似随意的聊天对我的影响，它潜移默化地激发了我对运筹学的兴趣和对学术的一丝憧憬。我在本科毕业奔赴工作岗位后便尝试主动买一些运筹学方面的英文著作自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谢老师算是我的学术生涯的启蒙老师。

大学期间影响我今后人生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探索自己的兴趣爱好。尽管我是数学专业，但我发现自己对于英语有一种特殊的偏好，甚至在当时比数学更喜欢。印象深刻的是我订阅了当时刚创刊的《英语世界》杂志，每一期杂志拿到的时候我都爱不释手，甚至于在上数学课时也常常偷偷阅读。当时最大的收获就是使我树立了英语学习的自信心，意识到语言是基本功，每次英语考试我都基本不用突出复习也相信自己一定能够通过。

学习之外我的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体育，特别是打排球、踢足球和下围棋。记得我们经常在正对着钟楼的广场上踢球，当时的钟楼是外语楼，常常有外语系的女生在阳台上看着广场，因此踢球时就感觉特别带劲。大二下学期的时候我开始跟着班上同学学围棋，很快就迷恋上了，大四的时候获得了学校的学生围棋冠军，并曾代表学校前往常州和南京参加高校学生围棋比赛。苏州是一座有着围棋传统的城市，当年为了提高棋艺经常抽空跑去市区的棋院等地方找人下棋讨教。当然，有着2500余年历史的苏州对我的影响远不止此。漫步于石板小巷之中、徜徉于小桥流水之间、吃一碗十字街上熟悉的馄饨面条、逛一逛观前街上的老字号和书店、听一听公交车上的吴侬软语、在宝带桥上赏月、去寒山寺听钟声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在柔化和抚慰当年血气方刚的我，让我在宁静中寻找梦想。

去年的金秋十月，在母校120周年校庆之时我回到母校，在红楼里面为数学学院的师生作了一场题为“网络科学二十年”的学术报告，会场居然恰好就是当年我们年级使用的教室改造而成。触景生情，百感交集。我的苏州、我的苏大、我的红楼、我的280教室，它们属于我也成就了我，属于也成就了每一个曾在这里求学的学子，希望未来更多的优秀学子从这里走向社会。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学副校长）